《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即将登台亮相。对于“十三五”,我最关注的还是整体的经济的走势,具体说来,就是在“十三五”期间能不能够基本上完成国家和政府自己提出来的,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能否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人均GDP能不能够超过1.2万美元。

很多人提到小康社会就觉得,好像离我们还很遥远。其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官方的提法已经用了很久了,但是据我所知,并没有明确的量化的指标,所以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全国的人均GDP应该能够超过1.2万美元,甚至于更多一点,这是世界银行当前所制定的中等收入的一个界限。第二,贫困人口,按照目前国家的计算是7千万人口,应该还要基本降低到1千万左右,要降低到基本上很低的水平,就是占整个的14亿人口的0.7%这个水平,如果1个亿的话,就是7%,1千万就是0.1%,应该降到这个水平。第三个就是,基本的经济的制度,市场经济制度要基本的成熟化、定型化,成熟和定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基本的指标。

总体来讲,我对“十三五”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为什么相对比较乐观呢?就是说,如果能够抓紧这一两年时间,能够对中国经济最关键的几个部门实施有针对性的改革,那么未来1、2年能够实现中国经济增速的U型调整,这是先往下、然后往上,这样的话在“十三五”主要的时期,就是后半部分,“十三五”的后三年,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回到7%或者更高一点,这就是能够实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了。

是哪些部门的改革必须要抓紧呢?我觉得至少有这么三个方面:

第一,城镇化,与城镇化相关的改革必须得加快。具体说来,土地政策,土地流转必须要切实的建立起来,要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上解放出来,要给进城的农民建立切切实实的不依赖于土地的社会保障网,目前给农民的保障主要是靠土地,就是你没工作你可以回家当农民,这个是和现代化进程是相违背的,应该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就是说你进城当城市居民,而且给他一定的社会的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保障,万一万一你出现了问题,万一万一你市场竞争力不足,国家一定要给你提供一个最基础的,跟土地无关的利益保障,这是必须的,否则农民怎么进城呢,他进不了城,这是城镇化方面的改变。

第二,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现在是到了一个结骨眼了,国有企业是目前表面上看利润还是挺进高度的,比朱熔基时代国有企业的利润高多了,但是利润效率还有巨大的提高的空间,所以大量的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的转型,需要变成现代化的企业,国家就不要管这些企业具体的经营,国家只管资本,以后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都直接管控若干个国有基金,相当于当前的中投一样,而不是管国有企业,这是第二个改革,这个改革如果一旦能够推出的话,将能够带来我们的资本市场的新的春天,上市的股票会搞活,也能够带来我们制造业和负责业的一片新的春天,这是第二项改革,国有企业改革。

第三,就是我们政府的自身的管理体系也要改革。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政府官员,要不然就是纪律松懈,容易出现腐败的问题,要不然就不作为,这个是不行的,因此正常的一个充满活力的,我们中国经济需要什么呢?需要一支严格按照纪律形势的一个廉洁的但是必须有作为的政府官员队伍、公务员队伍,又廉洁,又能够积极有作为,现在是两边摆,要不然就不讲究纪律了、出现了腐败现象,要不然就不作为,这件事情如果不改革到底的话,那中国经济很难走出U型的底部。

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我们完全能够找到平衡点,刚刚我说那三件事,这是三项改革,国有企业、城镇化以及相关的土地问题,还有政府官员的行为的准则、激励,政府官员的激励,这三个方面,既是稳增长的措施,如果这三个措施推出的话,能够带来新的一批的投资,能够带来一批新的企业的进入和企业激励效率提高的激发,同时也调结构的措施,所以关键的关键,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关键的关键是我们这三项改革,三项改革到家了、到位了,调结构也搞好了,稳增长也搞好了,没有矛盾。

很多人说我们这些经济学家身上有一种盲目乐观的状态,但其实我们也是有担忧的,产能过剩,债台的高筑,很多的传统企业、传统行业甚至于是负增长,这些都是我们的担忧。但是中国经济毕竟还是一个增长型的经济,贫穷的经济,所以要看到新的增长点,要看到那些新兴的产业正在兴起,包括互联网,包括服务业,包括跟消费相关的旅游行业,兴旺发达,所以各行各业从学者到官员、到企业家,各行各业的任务,是要针对那些传统的行业找出解决的办法,该重组的债务要重组,该退出的行业要坚决退出,这是关键,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关键是要能不拘泥于传统行业的困境而举步不前。

从“计划”到“规划”

之前我们经历过十几轮的“五年计划”,“十三五”是第三个“五年规划”了,今年我们经历过两轮的“五年规划”,从“五年计划”主要是倚重于工业、制造业这方面,“五年规划”可能从字上意义上来说,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方面,从目前两轮的“五年规划”来看的话,好像效果并不太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三五”的“五年规划”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包括中国发展历程当中起到的作用不大。

从“计划”到“规划”,就是一字之差,实际上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一个重大差别,“计划”是主要计划各种经济活动,包括增长速度、包括投资,而“规划”规划的不是经济活动,规划的是政府的政策和改革的措施,所以“十三五规划”的重点是要推出什么样的改革,要推出什么样的政策调整。只要你的改革到位了,只要你政策调整到位了,经济的活动,包括经济增长,会自然的有所反映。

举个例子,我们以前计划是计划汽车的运行速度,就是我要走50公里/小时或者80公里/小时,规划主要是规划你的油门和档位的配合,你准备的这个时间,你加多少油门、用几档,你换档期间什么时候踩离合、什么时候松离合,谈的是政策,谈的是你的改革,所以着力点不一样。所以某种意义上讲,现在规划可能更重要,他谈的是更根本的问题,而不是谈的表面的经济的现象。

提到“五年规划”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让政府去制定这个规划的话,会不会伪行政色彩太浓烈了,这种情况下应该在去行政化方面做的更到位一些。这个说法大的方向是对的,就是说要去行政化,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去行政化的过程、改革的过程也必须是政府自身要主导的过程。

改革不同于革命,改革并不是说使群众被发动起来,推翻一个政权和一个政府,改革是政府要对自己下刀,所以这就是规划的重要性了,规划就是要政府或者上级政府站在这个顶层设计的高度,要为未来的发展、未来的改革描一个宏图,要给全社会一个期望,要给各级政府的改革指明一个方向,所以规划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和发挥市场的作用一点都不矛盾,它是一个推动改革的过程,如何能够通过改革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这么一个过程。

在经济数据层面,我想未来“五年规划”可能是前低后高,前低指的是处在目前应对经济下滑的过程中,前低可能是低于7%,后高可能是于7%,平均可能在7%左右,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目前所碰到的困难是一个改革中的困难,是一个新增长点如何营造出来的困难,所以不要把今天中国经济的困难延伸到或者放大到我们整个“十三五规划”期间。

改革要下大决心 执行要因地制宜

另外,很多人认为渐进式改革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比如说在国有企业改革上需要的还是一刀切的改革。我倒是觉得,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到了这一步是碰到了一个需要下决心大力推动改革,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是要特别小心,却是要因地制宜,确实要分类指导,分类进行的一个过程。决心很大,真正要去落实的时候可能不适合于一刀切,这就是今天改革为什么这么难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所以尤其是,我想想到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千万不能一刀切,现在为什么裹足不前,为什么现在在农村土地问题上,中国争论来争论去都下不了刀、解不了急、没有切入点,就是大家在认识上可能还有一种误区。

农村土地改革问题应该给一个方案,应该统一走,我不同意,农村土地问题应该因地制宜,咱们以前采访中也谈过,比如江浙一带、沿海一带,可以适当的快一点,可以搞完全的土地流转,而内地中部地区可能稍微慢一点,西部更要慢一点,因为各个地方农民的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农民市场经济的智商不同,所以你要采取不同的办法。

国有企业更是如此,不同的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一样,在行业中的相对地位也不一样,所以咱们很难用一个办法去把所有的国有企业的改革都能够罩住,我们只能给一个大方向,国家管资本,不管经营,给一个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指导下、引导下,让各个国有企业、各个不同的地区去试点、去探索。

刚刚提到农村土地改革这一块,其实我们注意到,比如说一些中部或者说包括一些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种所谓的状况,宅基地在转让之后可能因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还没有成熟,或者说还没有健全,这个时候农民是需要土地,到头来是两手空。

正是因为这个问题他让很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关心改革的人裹足不前,完全应该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方案,比如说在农民土地流转的过程当中,要求农民把一部分流转的一次性的收入变成一个基金的投资,这个基金完全由省一级政府提供担保,担保回报率,我保证你这个回报率是比通货膨胀高3%,这个基金你是不能变现的,你可以每一年可以提出利息,但是我不允许你变现,除非你特批,除非你家里出现了小孩受教育、上大学缺钱或者家里出现了重大的疾病,你可以拿来用。通过这个方式,让农民在土地转让的过程中不会完全挥霍掉他的土地转让所得,完全可以试点。

我再把这个事情给大家细化一点,今天你我到商业银行买理财产品,咱们只能够买到5%回报率的理财产品,今天这个5%就是比通货膨胀高3个百分点,既然你我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不能地方政府把农民土地转让的钱集中起来给他提供一个担保的基金呢,完全可以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改革只要有决心,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总是能够不断推进的。

在“十三五”当中农民问题还是很重要的,除了土地流转之外,还应该针对农村的发展搞一些针对农村的金融服务,让农业进一步的大规模的生产产业化,让农业从一家一户的经营转变成一个大企业式的规模运营,如果金融的扶持能够到家的话,农民将会出现比较快的一个产业化,农民也就从以前的一家一户的农户变成了拿工资的产业工人,这样的话农业的发展,农民的民生都能力得到保证。

“十三五”规划下,哪些行业会得到发展?

从大的经济发展的规律看的话,在“十三五”的“五年规划”当中我比较看中这几个行业:

一个是与消费相关的一些产业,尤其是一些消费升级的产业,其中不光是制造业,不光是生产马桶盖这些行业,更重要的是服务业,比如说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旅游服务,这是第一个,跟消费相关的。

第二个我比较看好的是什么呢,是与金融服务相关的,比如说专业理财,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发展阶段,大概两三亿的城市居民,他的温饱已经完全解决了,他们关心的问题是未来的自己的生活,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投资,保值增值的投资。那么这部分人,严格意义上讲,他们不具备专业的投资的能力,这一轮股市的波动他们是最受其苦,所以需要出一批专业的金融的公司,包括这几亿人口进行专业的理财,这是金融业我比较看好的。

第三个行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引导出来。我还比较看好的是什么,是新型的制造业。为什么呢?虽然制造业产能过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制造业面临升级的一个需求。比如以钢铁行业为例,我们的钢铁行业的确是产能过剩的,但是我们的钢铁行业效率低下、污染严重,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主动把一部分落后的钢铁产业砸掉,给一些补贴,我们钢的产量会下降、价格会上去,我们新一代的先进的生产的钢铁厂就会自动的有人去投资,比如说沿海一带,通过这个方式就把整个的中国的钢铁及重化行业带动起来了,升级了,这能够拉升GDP,也能够大规模的改善我们污染的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十三五”末期的重点,应该是中国真正的跨入了初步发达国家的行列,初步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在1.2万以上,国内的贫困问题基本上解决,贫困人口基本上被消灭,我们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十三五”末期,我们对于股市,对于金融机构银行,对于社会福利,对于房地产调控的手段,将会更加的合理、成熟和有效,这是我对“十三五”的展望。

作者:李稻葵。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即将登台亮相,在此强调“十三五”很重要,不仅是在阐明,中央及地方政府编制“十三五发展规划”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未来的这个“十三五”时期,对于中国执政党、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中国民众的发展命运而言,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因为:在即将到来的2016-2020这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自1921年建党以来、自1949年年建国以来、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 自2013年新一届执政团队履新以来,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问题和矛盾已经被“深深地触及但尚未得以化解”,社会各个层面面临的改革发展面临的压力越来越 大,而且对改革压力的承受性日趋脆弱。

因此,“十三五”时期,不仅考验执政团队国家治理的智慧,也将检验广大民众对强化和深化改革的综 合承受能力如何。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即将出台 的“十三五规划”到底如何体现“顶层设计的智慧”、如何担当起国家安危及民族复兴的使命、能否续写中国改革开放更加壮丽的新篇章,至关重要。对于参与规划 制定者及规划的实施者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显得“至关重要”。

1、“新常态”思维应当与十三五规划一脉相承

现在,人们都在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既不是一个政治名词,更不是一个空洞的发展口号,而是一种与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思维逻辑。“新 常态”意味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结构要素到增长方式及增长速度,已经进入不完全以行政意志为转移的、更加重视市场规律内在诉求的新的发展 阶段。

也就是说,在一些发展领域,“政府失灵”的现象会越来越明显、市场内在的能量越来越强大。因此,如果说“十三五规划”与以往的 五年发展规划要有 什么不同的话,最大的区别是:自从中国经济发展被打上“新常态”标签后,编制“十三五规划”并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及规律产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在资源要素 配置、优化经济结构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尊重市场规律并顺势而为,显得特别重要。

2、生产力水平比生产关系更重要

现在很多国人时不时沉浸在这样一种自豪感当中: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可是,我们是否想过:中国日益庞大的经济体量的背后是哪些支撑力呢?

简单地说,支撑“中国制造”遍布全球的两大支撑要素是:劳动者的血汗和生存环境的透支。一个国家及民族的强大,一个企业的壮大、一个家族的兴 旺,最有效的实力是建立在其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而不是脱离生产力水平而过分强调、甚至扭曲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与之对应的增长方式和运 行状态。

比如: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很多地方,在产业项目布局和城市建设规划中,思维方式受制于地方长官意志而严重脱离本地生产力水准,结果导致:巨大的投资规模换来的是运营成本极大而运营效率极低的项目,最终演变为半死不活的夹生饭。

正因如此,一直以来国家及地方的五年规划,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实现,成为流于形式的装饰品,核心原因在于:领导机关及领导者思维,取代了市场规律和民众思维,脱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构想,热衷于玩名词喊口号,忽视科学的资源配置、忽视可操作性、忽视地方民众最现实的诉求。

中国稍有理性思维的国民都明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积累的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区域经济发展极大的不平衡、民众收入相对差距日益扩 大、腐败现象全面渗透到各个层面的权力机关,诸多现象的背后,有一个核心病灶:从发展规划、到发展策略,再到资源要素的配置,大大脱离了生产力水平和法治 约束。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在未来的“十三五时期”,从国家总体布局到各个地区的发展谋划,建立在本地域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

3、“中等收入陷阱”不可怕

最近几年,经常会听到从学者到官员,关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热议,其中不乏恐惧情绪。尽管自战后以来,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赢得独立 后,经济进入较快发展阶段,其中一些国家很快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真正实现现代化、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没有几个,多数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 阱”。

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一个现象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入到3000至10000美元之间的某个阶段,国家经济发展就 会陷入滞涨状态, 整个国家发展就会进入到“多事之秋”。而中国在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6100美元,2014年达到7200多美元,很多人士开始担忧中国陷 入“中等收入陷阱”。

甚至国家政府一些中高级别的官员及权威经济学家也或多或少流露出这样的情绪:的确有些进退两难,一方面低成本的 比较优势丧失,在低端市场上难以 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自身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的不足,难以在中高端市场上与高收入国家抗衡,经济停滞不前,发展失去动力,与之伴生的可能是 贫富分化、腐败多发、民主乱象和社会动荡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这是一种忧人自扰的思维方式。

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国家治理模 式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国家财富积累与分配模式,几乎与所有国家不一样,中国经济运行更多地是依赖于 “国际意志和行政力量”而非市场规律,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促成的,“去化”人为因素,释放市场潜能,就会正本清源。

综合各种因素判定:中国经济增速无疑会越来越低,但增长潜力和动力仍然很强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运行会很健康,即使中国不会受困于 “中等收入陷阱”,也可能更大程度上陷入“国际体制陷阱”---这显然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但若策略得当,治理难度相对会更好一些。

习近平在2014年曾经很自信地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和运筹,“十三五”期间应当确定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理念:深层推动体制改革,让制度创新和市场规律释放最大改革潜能,以此推动国家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无疑是十三五规划期内,一个重大的使命。

4、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

很显然,“十三五”期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会越来越多,改革压力及困难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日趋严峻的情势下,虽然需要谋划运筹和努力实施的事情很多,但是最大的忌讳是:盲目乱抓、乱了方寸。

应当信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思路:有所不为有所为。即首先明确哪些事情是暂时不值当、不需要去做的,然后再确定哪些事情是必须做而且要做到位的。大致看来,有以下几方面需要严肃正视并努力做好。

1、速度与结构。最近,很多人围绕7%的增长速度,争论得和热烈。虽然大家都很明白:优化经济增长的结构比经济增速更重要,但是,面对已经夹生 的、惯性很大的旧的经济增长形态,到底如何才能优化好不同地域的经济结构?尚缺乏有效的举措,特别是缺乏基于不同地域资源结构的发展谋划。

对于国家和地方而言,优化经济结构是编制和落实“十三五规划”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一项中长期策略,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如何破解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是一大难题,如何创新经济发展形态也是重大机遇和挑战。

比如:“互联网+”是不可或缺的,但也不是万能的。从根本上讲,优化经济结构应具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思维逻辑:尊重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调整投资结构---逐步形成良好的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

2、中央与地方。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急切地等待中央发布《十三五发展规划》,一个重要目的是,参照中央政府的规划,修编地方规划。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参照效仿“国家规划”确定的原则、提法和口号。

从过去多年的情况来看,长期以来国家和地方的“五年规划”操作性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原则和口号太多,举措及实施细节明显不足;二是用 一个国家大规划“覆盖”全国各地情况,而各地资源结构、生产力水平差异性很大。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地方的《十三五发展规划》应当比中央的更重要。

因为各地、特别是县(市)区一级政府,只有遵循中央规划原则、切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规划,务实谋划今后发展,在举措和落实细节上发力,才能够实实在在的引导和指导本地未来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3、存量与增量。从现阶段情形来看,国民经济循环中,相对不好的“存量”规模,比相对好的“增量”规模要大很多。但是,如果增量规模短期内无法 较快增长,国民经济运行对社会发展承载力就日显脆弱。因此,渐进地去存量、积极地促增量,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重要策略。现在,很多人高喊“打造中国经济升 级版”,但是具体该如何打造?具体的策略如何谋划、资源配置如何适合生产力水平和市场规律等等,则需要做扎实深入的研究。

4、国有与非国有。一直以来,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发展机会两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博弈。这个博弈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国有既得利益集团与民营企业家的较量。

从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及社会进步承载力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的贡献明显大于国有企业,只是由于体制惯性和历史性原因,非国有经济才一直处于劣势位 置。十三五期间,必须加速改变这种不健康的状况。并不是说,要从资源配置和发展空间上向非国有倾斜,而是要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

5、投资与效率。高层已经就“十三五”期间的发展原则定调为:调结构、转方式、促创新。而落实这个发展原则的投资逻辑是:由粗放型投资转化为有 针对性的集中发力,大大改善投资效率。从发展趋势来判定,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力量可支配的财力和资源,越来越少越弱,这是形成健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向 好条件。(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这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

历史地看,几乎所有发达 经济体,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建立在相对健康的全要素生产率基础上。据有关资料:日本在1950年-1973年期间,整体 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为5.1%,台湾地区1970年-199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4.5%,而中国在1992年-2010年期间,全要素 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只有1.2%,日本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速度几乎是中国的4倍。因此,十三五规划期内,如何改善投资方式、提高投资收效,成为最具挑战 发展举措之一。

作者:江濡山。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政府及财团大型投资项目顾问,产业项目风险及可行性评估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