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今天的中关村、乃至国内高技术产业的生态格局，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样子。人们提起中关村，首先想到的或许不是现在的联想或别的什么企业了，而是京海。

　　然而，如果一切都按照善良人设计的路去发展，那就不是历史了。

　　1988年的一天清晨，刚刚从香港出差归来的王洪德，像往常一样准时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这时，公司的三位副总裁、一位党委书记和三名中层领导忽然闯了进来，话题是突兀甚至粗暴的，他们要求王洪德让出权力：或者退休呆在家里，或者只当董事长，交出总经理职务，或者划出一个公司让他们做。——活脱脱一出现代版的逼宫闹剧。

　　这场充满火药味的对话整整进行了11个半小时，王洪德被堵在办公室不让喝水，不许吃饭。据一位当事人事后交代，他们知道王洪德患有冠心病，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让他心脏病突发，“最好把他给逼死”。

　　交锋中，王洪德恍然记起6天前出差香港前夕的一幕：在首都机场，他忽然接到公司一位匿名员工打给他的电话，你手下一位副总引进的1千多万元的计算机设备都是假货，而且，你要小心，从香港回来后他们要造你的反。当时王洪德一笑置之，这几个人都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他们不可能那么做。现在看来，传闻应验了。这些人在公司经济往来中吃了巨额回扣，这次是希望以守为攻，以此掩盖他们的犯罪事实。

　　搞清楚问题的实质，王洪德心里反倒塌实了。经过一番你来我往，善良的王洪德做出了让步：让出权力不可能，得由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你们的问题我可以不追究，但念我们合作一场，我可以一次性给你们14万元，请你们离开京海。

　　原以为这些人离开京海，成立了新公司，事情就结束了。可谁知，他们还同京海内部一些人勾结，偷盗了京海从日本进口的40多万元货物，销赃牟利。由于这些人有很深的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尽管王洪德报了案，可眼看着就是抓不了人。这时，京海内部也是谣言四起，有人臆测王洪德是被他们抓住了把柄，还有人断言王洪德和京海不行了，企业人心惶惶，工作陷入停顿，京海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从王洪德日记中的只言片语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斗争的复杂与残酷：我家的玻璃已经三次被石头砸了。我问心无愧，可是，嫉妒和仇恨依然存在，如果中国允许私人有枪，也许我早就倒在血泊中了……

　　王洪德决定反击。他亲自上阵，怀揣两个录音机，到其中的一位策动者家里做“策反”工作。当夜，他把录音整理成材料，交到市高检一位领导手中。这位正直的领导看罢材料后拍案而起，“这其中有一项事实成立，他们就该被法办。”与此同时，王洪德也多方奔走呼吁，反映情况。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接见了王洪德，在听取前段时间京海事件的汇报后，当场表示，京海这些年的发展，北京市政府一直是支持的，对这些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市政府倾向于立即采取行动。

　　王洪德还清清楚楚地记着这一天，1989年的元月5日，当他和集团另一位领导走出北京市委大门时，天空中正飘着漫天雪花，两个人相对而视，忍不住抱头痛哭：京海有救了。

　　随后，警方出动，逮捕了4名嫌犯，其中主犯被判有期徒刑15年。这期间，有6名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直接找到王洪德，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撤诉。一名嫌犯甚至还雇佣了杀手，妄图对他采取暗杀行动，总之，一部惊险小说里能有的情节，王洪德几乎都经历到了。

　　“88事件”对京海的打击是严重的，不仅几千万元的货物成了废铜烂铁，而且企业也丧失了几次大好发展机遇，直接经济损失在5000万元以上。一直到1991年，京海事件才完全尘埃落定，经过几年的缓慢爬坡，到了1997年，企业状况已经恢复到1988年以前的最好水平了。

　　这时，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与“88事件”可谓同出一辙，1997年3月3日，京海集团一些上层领导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160万元的情况，被王洪德获悉。他们决定以攻为守，提前向王洪德发难。也是一天早晨，集团的三位副总、一位副董事长、一位副书记及三个重要部门的主任突然闯进王洪德的办公室，宣布罢免王洪德的一切职务。看到这些人中，有和自己一起从中科院打拼出来的集团元老，有自己手把手培养出来的青年才俊，从不流泪的王洪德潸然泪下。文革式的暴风骤雨过后，王洪德太累了，他紧闭双眼躺在沙发上，心中涌出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他想到旷野中疾奔，想在无人处呐喊……

　　回到家后，王洪德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京海是我一手创办的，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京海分裂、蚕食、鲸吞吗？

　　第二天，他又出现在办公大楼的会议室里。几个“造反人员”这时正在开会庆祝逼宫得逞，王洪德径直坐在会场中央，声色俱厉：“昨天我身体不好，今天好了。京海是我领导创办的，我是法人代表，你们的分裂图谋不会得逞。这次会议是谁召集的？散会！”

　　由于他们得到外部一些势力的支持，直到7月末，合法的集团董事会才得以召开，分裂又一次被平息。而这一段时间，由于集团权力结构出现真空，企业管理失控，广源大厦项目因此延期两年，企业直接经济损失1亿多元。

　　两次高层震荡，两次元气大伤。头顶“红帽子”的民营体制，“四不象”的产权结构，为京海裂变埋下诱因。北京市工商局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中关村有大约2000余家企业深受产权不明晰的困扰，每年有10%的企业因此关门大吉。从三五同好白手起家，到企业逐步做大，到内部倾轧斗争，到分裂乃至消亡，这似乎成了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宿命。事实上，不仅是京海，四通、方正等等中关村名噪一时的企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经历过类似的裂变和“宫廷斗争”，这似乎成了那个时代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必修课。

　　京海走出了体制的宿命，它没有倒下，没有成为时代的恐龙，凭借着企业创始人的坚韧毅力与人格魅力。尽管，这次走出是那样的艰难与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