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方韶毅 子牙

　　蒋建宁是中国典型的少年得志式人物。不满17岁时便从江苏宜兴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学习。大学时代，他是学生会的积极分子，成立新闻社，和同学们一起办报纸，毕业后，蒋建宁便顺其自然留校当了团委书记。1987年，他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到日本参观交流。在日本呆了一个月，回来时校长给他一张任命书，让他去当副总务长，管理学校的后勤工作。那年他只有24岁，是当时最年轻的校级干部。

　　人称“小总务长”的蒋建宁管着七大处，1000来号人。当他满怀豪情地进入新岗位后却发现自己仿佛掉进了一个“无物之阵”，整个后勤系统作风涣散，工作很难推广。经过调查，蒋建宁发现在后勤一线工作的基本是工人编制，提干、学习、分房等好事很难轮到他们头上，他们觉得没有发展，工作起来就没有积极性了。因此，蒋建宁向学校提出在他所属的试行科级干部聘任制，一年一聘，打破工人和干部的界限。这样一来，工人觉得有奔头，干部觉得有压力，工作自然积极了。这个现在看似普通的改革，在当时却掀开了首都高校后勤改革的第一页。“同样的道理，一家企业要办好，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动力问题，各个层面为什么会好好干，要靠利益驱使，但单靠解决动力问题还不行，还要解决活力问题，活力就是企业的凝聚力，要让员工有自豪感。员工到企业来不仅是谋生，而且要使他们有发展的可能，才会安心工作。”

　　蒋建宁尝到了甜头，搞了科级干部聘任还要求试行处级干部聘任制。有人说，动处级干部要组织部门批准，你也太不合时宜了。于是，一张新的任命书下来了。蒋建宁调任学校副秘书长，协助一位副校长管理财务、校办产业等事务。

　　1991年，蒋建宁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俄亥赖特州立大学研修管理。蒋建宁骤然闲了下来，心底却掠过一丝困惑：就这样走下去吗？还是换一种更适合自己的活法。他决定回去后要在产业界大展身手，第一步是向学校建议成立校办产业集团。

　　一年后，蒋建宁从美国回来。在机场，迎接他归来的同事告诉他，你被任命为校庆筹办组成员了，具体操办校庆活动。蒋建宁心想，我回来可要去干校办产业的呀，怎么还要做这些杂事。他对校领导说，这是我为学校干的最后一件事。大家听了并没有在意。但风风火火、热热闹闹操办好校庆活动，送走最后一位校友，蒋建宁一锁抽屉真的走了。在别人眼里，蒋建宁可谓前途无量呀，破格提干破格出国，将来……但蒋建宁“不合时宜”地走了。那年他28岁。

　　蒋建宁离开学校，去的第一个单位是北京国安电气公司。国安的负责人早就看上蒋建宁的干劲和能力，三番五次请他加盟。身为国安副总经理的蒋建宁专为国安找新项目，再为新项目融资。在那里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经常跑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为新项目融资。人保公司的负责人一看，这个年轻人不错，就对蒋建宁说，来我们这里干吧。蒋建宁说，到人保干，行，但有个条件，不要人保的人和项目。就这样，蒋建宁拿着人保给的1200万元支票，拉着高校出来的一帮人另立山头，创建了北京创格科技集团公司。从找办公室到买办公用品，都从零开始。蒋建宁当上了创格的总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角色转变，走上了职业经理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