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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找一个地级市的市长，非得逼问他有什么理想，多半是讷不成言。一个城市应该有什么理想呢?所以在国际大都市这一点上，并非像有些研究者分析的那样，是大家不自量力好高骛远，而是所有人都不负责任，是大家在合力演好一出戏
伍泰迪(北京瑞德公司品牌推广总监)
据说中国有263个地级以上城市，这些城市中有70%都雄心勃勃立志成为国际大都市。对于国人的伟大理想，我一向是持一种尊敬的态度，虽然有时候这些理想太不着边际。但是比照在中国流传甚广的一句据说是拿破仑的名言——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则对于中国广大的地级市来说，不想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地级市就不是好地级市。
我把这个数字说给我的朋友们听，他们都会流露出一种匪夷所思的表情，继而对我引用的数据来源产生技术上的怀疑并对我的人品降低n个信用等级。其中一个善良并较真的朋友发问：什么是国际大都市?如果没有标准，人家现在就认为自己是国际大都市你也没辙啊。这个问题其实也好解决。不是每个长了一双拳头的人都会以为自己就是泰森是霍利菲尔德，你脖子不够粗，拳头不够硬，还不抗打，你当然不是泰森。
这也就是说，是不是泰森，上下打量打量基本上是可以判断出的。国际大都市也是一样，我们的地级市领导肯定也去过很多地方考察，看到的如果只是大楼、广场和霓虹灯，就会像看到自己长了拳头一样，就会觉得自己离国际大都市可能只是差那么一点，假以时日找几个包工头也可以搞定。
但以我有限的经验看来，国际大都市光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最关键的还是大都市里的人。纽约人和小石城的人就是不一样的。在纽约买了豪宅的前总统克林顿和在小石城里的克林顿虽然在物理上是同一个人，但其间距离不以道里计，属于云泥之别。同样，上海和苏州虽然离得很近，人均GDP也相差不多，但走在街上的人也是不一样的。
究竟什么不一样，以我对社会学的无知，我说不清楚。但地级市市长们作为一地之长，应该是知道的。所以在我看来，他们扯足嗓子吆喝要成为国际大都市，这样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他们自己也不信。
小时候，我最头痛的事就是面对老师提问：你的理想是什么?天可怜见，在穷乡僻壤之地，我心智还没发育成熟，哪里知道理想是什么?在这种时候，讷不成言，最后一般都是编个科学家了事。科学家在彼时属于政治上一个正确的选择，老师父母不会对此有太多意见。与我选择相同者颇多，如果再要深问一句，男生一般要说成爱因斯坦或者爱迪生，女生一般就只好说居里夫人了。
小时候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理想。这是一个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当然你要说不知道，老师之鄙夷目光会让你更加心虚。大家都是做过学生的，这真是一场灾难。我能活到今天，还不至于太变态，也真是一个奇迹。长大以后，回过头来看，老师当时年岁也不小，至少也虚长我二十几岁。以他对自己的判断，当然不可能相信自己班上会出现三四十个爱因斯坦。但是为什么他们还乐此不疲，我现在还是搞不清楚。
我想说的是，现在随便拎起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来，非得逼问他有什么理想，我看多半也是讷不成言。政绩还好说，可是一个城市应该有什么理想呢?这些市长们基本是不会想的，因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也大都是想不出的，因为这些年来对于中国的城市管理者来说，也实在没有一个谈论理想的语境。那就只好说国际大都市了。
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理想可言，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招商引资。据说，已经有开出几百万重奖的城市，希望在招商引资的规模和档次上再上新台阶。从道理上说这当然也是好事，但就是上不得台面，这能叫一个城市的理想吗?对于市长来说，这份业绩可以保证未来再上新台阶。这跟GDP也是挂着钩的，GDP一俊遮百丑，所以不计成本不择手段地招商引资是最有效的最合情理的晋升之砖。所以城市现在如何、未来如何都是次要的，现在了几个大企业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有理想也难。我小时候是没有理想的，因此才硬生生把爱因斯坦拉到我的生活里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没有理想的教育，准确点说叫胡乱编一个理想的教育。理想终归还是与真目标结合在一起的，是要掂量自己的优势和成本的。老师肯定不替我们想这些事，我们自己更不会想这事。长大之后，我们其中一群优秀的也想成为科学家的人，有的像我一样替企业吹牛，有些则进化成地级市的市长。
问我现在理想是什么，我还是说不清楚，问市长们理想是什么，他们当然也不知道。当然地级市长们也是有上级的，他们的上级也是知道治下那几块穷山恶水大约是没有希望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但一定会听这些市长们的胡诌，并不会反驳或者指出他们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乖始终是最重要的。上级首长们和我的那些老师们一样，明知道是我们在扯淡也要把这戏演下去。
所以在国际大都市这一点上，根本不是像有些研究者分析的那样，是大家不自量力好高骛远，而是所有人都不负责任，是大家在合力演好一出戏。
不过小的时候有一点好，我虽然齿幼，但还有廉耻，就怕别人当起真来，所以大话虽然放出去，心下还是忐忑的。现在大家恐怕百炼成钢，早已不在意这国际大都市说了之后是否与自己有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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