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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中国的一个小地方上了中国的大新闻媒体，多半是好事。中国的一个小地方上了外国的大媒体，则多半是坏事。去年六月底，工作劳累之馀，我打开电脑网路的路透社专线，赫然看到熟悉的拼音地名及一连串最高的级形容词：安徽宣城一带发生一个半世纪以来最大的水灾，水位已超过有记载的最高记录。两周后续报导，死伤病一千二百多人，六十万公顷
田地淹毁。
这样的消息虽然触目惊心，欲并不令我意外。自记事起，那一带每年夏初总要开水灾，或大或小，但从不缺席。那里的地域政治、方志和民间文学也都以水为主轴，从三国到民国到共和国，历朝如此。
安徽宣城的水政故事
有水必有利，否则人不会傍水定居。有利必有害，利害同源。有水害心须治水，因此有水政。西方社会学把因治水而发展起来的政治结构视为东方古国如中国和埃及专制传统的源头，这方面最出名的就是综合马克思和韦伯学说的Wittfogel著《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译版)。但是西方学者罕有机会观察到，专制的治水政体也会触发民间水斗，即争水利避水害的武装斗争。
仅以去年安徽重水灾区水阳江流域为例。
此地区的水政至少可溯至三国时代。孙权为宣城大守时，将水阳江畔一大片水足草盛的地带辟作养马场。但这片肥美之地又常受江水浸害，於是养马场总管丁奉(注：与笔者无亲戚关系，请勿误会)主持修建水利工程，这便是日后成为粮仓的金宝圩。“圩”者，围也——四边是高可及六、七层楼，宽可并驶四、五辆卡车，周长二百馀里的防水堤，像一双巨盆，护着圩中十几万农民的身家土地。圩里水道纵横交织，出门以舟代步。圩堤四周有十几处石砌斗门即巨型水闸，旱时从江里引水灌激，涝时朝外泄洪。类以的圩在水阳江流域还有几处，大小不等。据说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路过金宝圩，对其水道布局极为欣赏，认为深合风水之精义，故日后依此改建南京的街道城门格局。若将金宝圩和南京城的鸟瞰封照，会发现二者很相似。 在江南水乡地方志和民间文学中，给予最多笔墨的，是官员治水的功过。金宝圩正中有“总管朝”遗址，便是纪念丁奉的。宣州北门有座古桥，在红旗下生长的我辈，只知其名为“白石桥”，其实根本不是白色。故老私下透露，该桥始建於明代，以纪念一位县令。他任内某年水阳江泛滥，淹没四野，黎民呼号，然苍天不应，水势依旧上涨。县令绝望之馀登上江边山坡，跪地祀告：若任内犯了过错触怒天庭，希上苍只处罚他本人，不要殃及百姓，身为父母官，情愿以身殉水救苍生。他纵身跪下，怒江顿时平息。乡人感恩，在他溺水之处，建“别士桥”以志，因他是进土出身。文革以前就有唯物论者质疑：抗洪救灾，只能依靠广大群众，运用科学手段，方能致胜，县官纵身入江，岂能退水？假如我们共产的县委书记也学他，发大水时双身跳下，岂不事误国民？於是“别士桥”改名“白石桥”，以消除封建迷信。 但县城里发生的除旧布新，对乡村里似无多大影响，水乡的老农依旧缅怀这位县令及与他相似的治水好官。邓小平时代我赴复旦大学读硕士学位前特地回金宝圩辞别，几位老农仔细问了硕士是什么东西，得出结论：它等於早年的进士(中学生等於秀才，大学生等於举人)。他们庄重地以家酿米酒祝贺我“及第”，嘱我为官不可忘本虐民。我告诉他们：新社会的硕士不值钱，并不保证做官。但他们不信。只是我的大舅担忧地说：日后怕是不易见到我了。光绪年间金宝圩也出了一个进士知府，任内某年水阳江泛滥，他深知故乡人民与水的关系，故冒着生命危险，驾一扁舟沿江破浪而下，察看水势。临近金宝圩最险要的小河口段，他见到乡亲们正与不断上涨的洪水试比高，在江堤上加土石。青壮男人或是背负沙包石块上堤，或是站在深水中打椿，或是潜人水下堵塞漏洞。江水汹涌，潜下去的未必都能冒上来，站在深水中的时有被席卷而走，背负沙石的也可能会力竭吐血伤残。为防止队伍溃散，每段江堤上都有一个头领，手持锋利铁锨，有权对临危逃脱者就地处死(这种军队式抗洪纪律直到百年后的知青时仍维系着)。知府见到此场面，不能自已，急令船夫靠岸，以便亲手抚慰乡民。但大堤上百姓百般阻止，知府以为是百姓怕他受累，坚持要上岸亲民。堤上数千百姓只得齐齐跪下禀告：他们不是怕知府吃不消，而是怕江堤吃不消。乡民相信，大官读圣贤书，知天命，晓王法，虽为肉身，却非凡体，贵重无比；一旦足登江堤，地是会颤动的。若在平时，地微动无妨，但此刻江水漫及堤顶，怒气翻腾。知府登岸时稍有地动，江堤可能会承受不住而崩溃，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双脚沾地。乡民轻声恳求：知府爱民爱乡之心众人已领，大人重任在身，还请赶快回府，不要在此冒险。知府听罢，唏嘘不已，只得与乡亲们挥泪而别。堤坝上数千农民跪送扁舟，直到看不清知府身影，方起身复劳作。 一九四九年以后，干部不再读孔孟之书，不再愚不可及地以身殉天退洪。他们听的是毛泽东的“与天地奋斗其乐无穷”的指示，相信的是科学，发起一波波改天换地的群众运动。但科学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在西方国家里不大一样。科学家要听党的话，科学也就免不了要听党的话。在斯大林的苏联，有李森科的“马列主义生物学”之批判遗传学，“唯物主义物理学”拒绝量子物理学。在毛泽东的中国，有钱学森“一亩地可产几万斤粮”(详见毛泽东东秘书李锐著《密山会议实录》)的大跃进科学，和以上海为基地的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着干”的文革物理学。在治水方面，有源於毛泽东思想的“围湖造田”工程，鄱阳湖、洞庭湖、滇池周围都有这类壮举。一九六八年在固城湖，一场同样的壮举险些引发该地区历史上最剧烈的水斗。
固城湖险生水斗
固城湖位於安徽宣城和江苏高淳县交界处，是水阳江水系的自然水库。旱时可引它的水灌溉，更重要的是涝时它可蓄巨量水，分减该水系的洪水压力。六八年高淳县领导决定把他们境内固城湖的那大半围起来排干水改成良田。宣城竭力反对，说这样一来，洪水季节地势低的宣城沿江地区将是汪洋一片，此地又是产粮重地，一旦受淹，几十万居民将何以维生？高淳县的领导不听，坚持学习大寨革命精神。动员数万居民造坝围湖排水。宣城一方则决定动员数万农民武装抗争。毛时代各地均有民兵组织，从班排到团乃至师级规模，视工作单位人口多少而建制。通常农村民兵的武器较老旧，多半是抗日和国共内战时代的三八大盖和机关枪。工矿民兵的装备则较先进，甚至有迫击炮和高射炮类的重型军械。 宣城沿江地区的总动员极有效，因为是事关各村各户身家性命的存亡之战。军事布置以越靠近固城湖为越前沿，成多级梯队，沿江绵延数十公里。没有正规武器的农民自制兵器。男子上前线，妇女提供前线之军需。狸头桥一带就在湖畔，最受致命威胁，农民也最激愤，早已组成敢死队。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均被徵召上阵，各村誓盟：谁家男子战死，全村养其遗属，老的养到归天，小的养到十六岁，谁受伤致残，全村照顾，邻家吃什么，他吃什么。这地区是两省三县交界处，哪个衙门都管不上，历来是土匪出没之地，民风剽悍，习武者甚众。早年新四军也据此造反。 交战时机选在高淳一方大坝合口那天。宣城方将派数名代表身绑炸药雷管，手持民意书呈对方领导，呼叫停止合上大坝。若对方接受，则可能化干戈为玉帛，坐下谈判。若对方拒斥，则敢死队员将紧紧抱住对方领导，一同滚下大坝葬身湖底。其他敢死队员将冲上去，引爆炸药，与大坝同亡。在望远镜里观察局势发展的狸头桥矿山民兵，见此情景将以迫击炮轰击湖堤的高淳那边，使湖水淹过去。为确保胜利，宣城方的敢死队员将在大战前夕潜入对方几个工程指挥部周围，伺机绑架人质或就地将其处死。狸头桥一旦打响，宣城沿江的民兵将全副武装登上木船，千舟竞发，扑向对岸，将对方历年修建的于己方有害的水利工程一鼓捣毁。 高淳一方也动员民兵保护团湖工程，但双方处境不同，士气大异。高淳方是为争得更多良田，成之更好，不成也不失去什么。而宣城方是为保护仅有的东西，失之全无，故不惜决死一战。高淳方目击对方前沿村庄日夜备战，升炉治铁锻造兵器，火光熊熊，铁锤声声。这场大战，一旦爆发，双方数万民兵卷入，后果不堪设想，极易酿成世代血海深仇。于是不断有人向各级上司反映局势，终于直达天庭，中共中央主管农业和水利的领导火速下令停止围湖工程，双方谈判解决争端。一场人民战争幸被阻止在最后一刻之前。十年后的春节，家在狸头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冯君向我述及这一切时，仍紧张得满额冒汗，双目赤红。
天并不听党的话
将近三十年后的去年夏天，这一带还是遭受了一个半世纪末遇的洪灾，毛时代的破坏生态水文平衡的工程过不可没。那一带的树林早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就被砍得所剩无几，文革中围湖造田工程又雪上加霜。固城湖虽未全部消失，周边被填的部分还是不少。另有其他许多不知名的河湖，被强暴的多矣！而这一切均在“人定胜天”的旗帜下作成。
江南水灾期间，读到新华社九六年七月十三日报导，黄河断流近四个月，创历史纪录，沿江人民生活和生产严重受损。同时，长江三峡大坝在建设中，这当然是有史以来“人定胜天”的最大壮举。但若建成后发现“人算不如天算”，怎么办？过去的事一再证明，虽然可以令人、令科学家和科学听党的话，却极难令大自然听党的话。当大自然发起横来，比最蛮横的领导同志还蛮横得多。倘遇上此，亿万苍生出路何在？黄河、长江、覆盖大半个中国；一旦有事，何人可救？无救。
作者授权文稿，原刊於《明报月刊》1997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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