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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快乐就是自由，自由度实际上是自由选择的空间。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大义凛然地忽略了金钱和物质享受的影响力，更多的时候是忽略了工作带来的快乐
伍泰迪(北京瑞德公司品牌推广总监 )
一句老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的庸俗程度之高证明了
它的普适性，而普适性的东西总是更接近于真理。这句话出自1990年代初的中国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在中国刚刚开始有一种自由表达对钱的态度的时候，它适时地出现，这同样说明它与真理的接近性。
很显然，当时中国人在财富的占有上还处于草履虫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钱还是一个重要的但又是无以表达如何重要的时期。在此之后十几年间，中国人的收入飞速增长，虽然现在看来即便是中国最发达地区人年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过一万多元，但实际有钱与以为自己有钱之间还是有一个可以调整的空间，这个空间让很多人踌躇满志，充分找到有钱人的感觉。
对于很多人来说，金钱是不能买来快乐的。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个有钱人的感觉，介于有钱和以为自己有钱之间的空间——如果这个空间里一定要有一个填充物，那这个填充物无疑就是快乐。有钱未必是快乐的，但以为自己有钱一定是快乐的。
当然我这么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我没做过任何调查。并且在事关“快乐”这样接近形而上的宏大命题上，我更是不敢造次。支撑我这一论点的是来自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城校区的心理学教授艾德比纳和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马丁塞利格曼的一份研究成果，他们在深入分析了150份有关财富和快乐的研究报告之后，认为经济指标在快乐或者幸福的感觉上不具备决定力。
在这份报告中，他们把1代表“我对生活完全不满意”，7代表“完全满意”——调查结果是进入美国福布斯富豪榜的400富人平均分是5.8分，这个数字应该是很高的了，但与住在雪屋子里的格陵兰的因纽特人、住在非洲草棚里的肯尼亚马塞人得分是一样的。他们能够表现充分优越感是相对于同样住在大城市里的街头露宿者，他们的平均得分只有2.9。
与“傻乐呵”的因纽特人相比，加尔各答贫民窟里的人就是“穷乐呵”。报告说他们的快乐指数达到4.6，“对他们来说经济的一星半点改善都似乎具有重大意义”。 报告中没有任何中国的数据，另一份来自于罗帕史塔奇全球调查机构的有关快乐的调查也没有把中国人列为调查对象。
以我粗俗的世界观来看，在这个没有标准的世界里，财富还是目前看来比较准确的一个刚性指标。而后两地的人得分高的原因是他们很少有机会看到有钱人是如何快乐的。在他们的视野里，快乐是唾手可得的那一部分，既然唾手可得的最大快乐都已经在眼前，当然是快乐无限。
根据这些年的观察，中国人在整体上来讲是不快乐的。以贫嘴张大民为代表的乐天派虽然看起来很主流的样子，虽然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样的既定方针做指导，虽然有流传久远的道家思想来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撑腰，但中国人显然不愿意像加尔各答人一样穷乐呵，大家的想法出奇地一致，“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从来都是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为自己没钱，认为自己差距大，快乐就是一件很难的事。
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句同样很庸俗的话也十分流行，我们的官员们经常拿来批评小市民——“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几年官员们不大敢这样批评小市民们了，因为大家已经在吃鲍鱼，为什么不让吃肉的骂娘？在这一点上我坚决支持骂娘派，坚决反对加尔各答派和因纽特派，傻乐呵和穷乐呵固然在终极意义上是实现了快乐理想，但这是以没有选择或者选择余地很小为代价的。
同样以我粗俗的世界观来看，所谓快乐就是自由，自由度实际上是自由选择的空间。在巴掌大的地方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在大都会里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力有着天壤之别。在美国东西岸之间来回跑的凯鲁亚克和在上海淮海路上乞讨的人同样有天壤之别。
前面提到的罗帕史塔奇全球调查机构的那份报告中丹麦、澳大利亚和美国排在前三位，那份针对21个国家2.25万人的调查结果说明了一点：一个国家的整体快乐承度还是依赖这个国家是不是有足够高的人均GDP。并且有一点是尤其应该说明的，与艾德比纳和马丁塞利格曼的结论不同，罗帕史塔奇调查认为，“就全球而言，有三件事与人们对整体生活品质感到非常快乐息息相关，即金钱、物质享受以及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大义凛然地忽略了金钱和物质享受的影响力，但是以我的观察而言，对于中国人来说，更多的时候是忽略了工作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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