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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鄢烈山
全国政协常委谢丽娟等人，在全国政协十届六次常委会议上，大声疾呼“现在是大力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时候了！”他们之所以如此着急，是因为我们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发明专利只有日美的1／30、韩国的1／4，核心技术与关键装备基本依赖引进；“韩国和日本对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的费用之比是1∶10；而我国却是10∶1，以致容易陷
入‘ 引进一代、落后一代、再引进的怪圈’”(引自《新华每日电讯》7月9日报道《“引进、落后、再引进”：中国企业懒得创新》)。这是讲技术领域，至于科学领域，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我们的国力有限，在基础理论研究这方面的投入比例本来就很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已经喊了多年，呼唤“创新意识”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堪忧的状态呢？《新华文摘》今年第7期收录了两组共6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者专论的概要，足见有识之士对这一现象共同的高度的关注。其中苏坦坡《原创缺失的深层原因》一文说得最直白，概括为“政府好近功、国人官瘾重、体制积弊多、社会缺宽容”这样“四个根由”。他的“号脉”不一定准确，但至少不算离谱吧。
我们的祖先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我们没有资格将今日的落后归咎于先人，而只能从现实找原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角度，反省我们是“与时俱进”，跟上了世界进步潮流，还是固守先人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刻舟求剑，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觉得，国人之所以“懒得创新”，是因为我们还深受“前现代”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羁绊，且不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与观念在诸多方面有愈演愈烈之势。
统治我国数千年的政治文化与宗法等级制度“三纲五常”，重的就是纪律与服从，从不鼓励思想自由与探索创新。这种状态在我们的社会管理与学校教育中得到了改变吗？从政府部门到企事业单位，有那么多唯我独尊的“一把手”；从家庭到学校，对孩子们最大的认可就是“听话”。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探索与创新何其艰难！
两千年来，中国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什么书？四书五经。怎样衡量读得好不好？看代圣贤立言是否中规中矩。读得好有什么好处？做官。做官为什么？升官发财。国人渴望升官发财，癫狂到有送人棺材模型以表祝福的民俗，竟一反忌讳死亡的常态。如今的“升官发财”可以说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阶段。否则，无法解释为何有那么多买官卖官的窝案发生。微软全球副总裁李开复说，在微软公司“优秀技术人员的待遇与管理层相同”(见《环球时报》7月7日《高层访谈》版)。而在我们的企事业单位这根本不可能。因此，大学里几个“博导”争一个副处长职位；研究生毕业竞考公务员……如今是寻常风景。那些当官无望或不想当官的专业人员怎么办？能走就走。谢丽娟说“科技人才的匮乏与流失是影响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见前述新华社报道)，在不熄反旺的“官本位”价值导向下，专业人才不流失才怪！ 与对升官发财的狂热追求相适应，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对“奇技淫巧”的鄙视，以及对知识产权“人皆可夫”的态度。家族技巧“传儿不传女”的旧习俗，只是对知识产权的垄断欲求，与此同时就是千方百计“偷师瞟艺”，将别人的技艺窃为己有。这与现代的建立在产权认定基础上的知识产品交易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古人无“知识产权”概念情有可原，发达国家建立知识产权交易制度也是晚近的事。然而，在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的今天，还是沿袭古老的传统，不认真保护知识产权，有几人愿当雷锋奉献人才财力去搞发明创造？只要上街看看盗卖书籍与影碟的犯罪行径多么猖獗，就可以明白，中国人的创造发明成果为何那么少！
当然，人们“懒得创新”还有许多新的与传统无关的因素，比如大学与科研机构的所谓“量化考核”制度，根本不鼓励人“宁静致远”。
无论旧病灶新病毒，总之一切扼杀国人创新意识的因素，都在认真清除之列。否则，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科技大国，因而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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