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行为与自由贸易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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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凯／文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10月2日期上刊登了长篇调查文章，盛赞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而积极的影响，认为中国生产商创造的财富引领着世界经济的繁荣。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这样想，否则《经济学家》也不用费那么大心思去解释大家都了 解的事情了。今天的“经济棱镜”题为“外包与自由贸易是一回事”，完全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自由贸易和外包不是一回事》。

　　该文的作者克莱德.普莱斯托威茨是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其观点自然代表一种值得重视的态度：反对工作职位以外包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原因并非是反对自由贸易，而是认为外包不能算做自由贸易。

　　普莱斯托威茨所依据的理由是：单边自由贸易是有害的，发达国家在流失工作机会的同时，并没有公平的待遇。普莱斯托威茨举了很多理由：

　　只有“外汇市场没有政府干预，汇率由市场决定，进出口价格才能反映各国劳动力的相对生产率，各行业的就业水平才取决于工人的技能和效率”；自由贸易的前提必须是“国家不提供税赋激励、资本拨款和基础设施，来吸引所谓‘战略性产业’的重要工厂。但各国广泛提供这些优惠，因此一个国家实际上常常是从另一个国家购买特定的职位。”

　　简单地说，普莱斯托威茨认为，如果职位的转移是因为市场操纵和补贴，自由贸易的良性循环就被打破。

　　对于是否存在普莱斯托威茨所说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汇率”、“提供各种优惠”的情况，本文不需争辩。因为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不能改变“外包与自由贸易是一回事”的判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自由贸易的基础是巨大的比较优势差异，即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公平贸易的情况，也改变不了自由贸易发生的基础。

　　普莱斯托威茨所担心的是一种单边自由贸易，担心发达国家放开了市场，但是发展中国家依然紧闭市场不放，于是贸易的好处就都被中国这样的国家占有了，但是事实并非这样。

　　首先，即使实施完全的单边自由贸易，发达国家也不是没有好处，尽管没有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但是它却可以享受他国低廉产品；其次，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放开市场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至少中国入世谈判所承诺的时间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还记得去年底的情况吗？当时对于中国履行入世承诺问题，无论在欧盟还是在美国，不满意的声音都占据了主流。但是今年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在已经出台的中美商会和美中商会的两份报告中，中国及时履行入世承诺都成为报告大书特书的一笔。

　　无论由于制造业的转移导致了多少工作机会流向中国，都不能否认中国这样一个巨大市场正在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好处。美国和日本因中国经济繁荣而受益，不仅表现在中国一直在为美国减少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提供帮助，还体现在中国从日本的大量进口使日本经济复苏得以显现。同样，无论由于服务业转移导致了多少外包业务流失到印度，享受到外包好处的也绝对不是印度一方。

　　外包与自由贸易是不是一回事？这样的问题看起来还可以继续谈论下去，但是事实的进展远比讨论来得快。普莱斯托威茨自己也清楚：

　　“那些试图将工作留在美国的政客们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这些政策只是延缓了易受影响行业的工作流失，却让消费者和创造新工作机会的总体经济增长付出代价”。

　　“美国纺织行业被保护了数十年，但却未能阻止持续向国外转移的趋势”，“布什政府的紧急钢铁关税没有阻止几家钢铁公司破产，不能阻止美国钢铁业职位的进一步流失，但却对销售下降、工作机会减少的汽车制造商造成了损害，因为它们在钢铁上的支出不得不高出生产美国进口汽车的外国厂商，而这些车正被美国消费者抢购。”

　　普莱斯托威茨的矛盾在于，他认为只有自由贸易假设在市场上得到公认，经济学家们有关自由贸易有利无害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但是，他所能举出的例子仅仅是“政府干预汇率，进出口价格反映不了各国劳动力的相对生产率”，这样的解释根本改变不了贸易双方劳动力成本差异的实质。

　　难道普莱斯托威茨认为中国的纺织工人比美国工人成本低的多，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的结果吗？普莱斯托威茨先生要是到中国那些广大的、还不富裕的农村地区去好好看一看，他就会知道问题的本质在哪里了。像美国纺织工人那样的工作机会流失，最主要的原因，确确实实就是“就业由市场力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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