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50年最大功绩莫过于宪政文化的培养

　　文/章敬平

　　“1954年9月15日，25岁的山西农家女申纪兰，骑着毛驴走出大山，走进了北京，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与千余名人大代表一起，第一次行使国家权力。从那以后，申纪兰与人大一起走过了50年，成为惟一一位连续十届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天，申纪兰又来到北京，走进人民大会堂，作为特邀代表融入‘首都各界纪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欢乐的人群中。”

　　这是《人民日报》中少有的新闻写作手法，在人大50岁之际，这样的写法具有人情味。1954年的9月15日，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行。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由此奠定，并承续至今。

　　有人因此将1954年称为中国的宪政元年，中国由此开始踏上通往宪政之路。此言的另一含义是，50年前确立的政治制度和宪法所赋予人民及其代表的权利，还并没有全然由纸面落到实处。

　　中国人大50岁了，中国特色的代议制搞了半个世纪，无论出于习惯使然的喜庆文化心理，还是对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方向，看看回头的路，梳理50年来的得失进退，均有必要。过去的一个月内，仅我个人就观摩了两场由官员、学者参与的“人大制度50年”的学术高峰会。以我的观察，除了部分官方纪念活动，大凡沾染学术两字的研讨，必定与宪政相关联。换言之，当下的人们对人大制度改革的期盼，已经由中国特色的代议制，转向一个渐趋清晰的宪政体制的愿景。

　　那么，走了50年的中国人大制度，距离我们理想的宪政还有多远？8月22日，在兰州一个叫做宁卧庄的宾馆里，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蔡定剑教授领头，借着人大50年的由头，操办了一场宪政建设和人大制度理论的研讨会，是次会议上，一位资深政法记者问在场的官员和学者，中国的人大制度，做了50年的媳妇，有没有熬成婆？没有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可以感觉到，与会者的答案，根据横向、纵向的不同比较或有不同。

　　纵向比较，也就是自己跟自己比，50年的人大制度，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地位得到归位，尤其是立法上的高歌猛进。尽管学者们对高歌猛进的说法多有诟病，但立法所显现的“人大到位”的时代趋向，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地说，今天的人大，还没有成为“钢印”，但已不是人们讥嘲的“橡皮图章”，用王亚平几年前的话说，至少是个“木头章”。

　　横向比较，放置在全球化的民主制度背景里，我们的发展似乎又不那么尽如人意。我想，硬要拿源自苏联模式的人大制度，对比欧美代议制的标尺，遥想我们理想的宪政，我们的内心当然难免失衡。

　　就个人的体会而言，中国人大制度远未熬成我们理想中的“婆婆”，遑论欧美人心目中的“婆婆”。但她确已不再是“小媳妇”。事实上，用媳妇是否熬成婆这样的思考方式，审视中国人大制度，本身就存在着命题上的随意。因为宪政体制的缔造，绝不仅仅是人大自身努力的结果，也不是执政党想给就给了的。对于尚处准公民社会的中国，我们还没有完全闯过宪政必不可少的“民情”关。当年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考察过美国政治制度后感慨，该国制度成功的要素有三：环境、法治、民情。他认为，三要素中最为紧要的是“民情”。我理解，他所谓的民情，就是诱导宪政的大众文化背景。

　　当下中国，已不复是“民智未开”的晚清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自由，让人身依附在中国变得松弛，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制度的快速崩溃，给我们越来越大的人身自由，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过度已经完成。部分中国公民的臣民心态，还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宪政文化。

　　过去，中国的统治者一直以民愚为借口，不予民众以宪政。放眼上个世纪，绝大多数有影响的政治家，都不约而同地宣称，中国的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必须缓行。孙中山自己说过，中国一旦共和，必然“共争共乱”。我们可以指责权势阶层的愚民思想，却不可否定宪政文化的残缺事实。“好婆娘，坏婆娘，总得有个婆娘；好皇帝，坏皇帝，总要有个是皇帝。”在中国一些山区的民歌中，皇帝和婆娘放在了一样重要的位置，虽然皇帝不会像婆娘那样可以真实生动，但人民必须感受到他的存在。尽管此类流淌着臣民心态的山歌，已鲜有人唱出，可是我们体内跳动的“六经”血脉，并未完全断裂。

　　如果让我评论中国人大50年的功绩，我以为最大莫过于宪政文化的培养。尤其是近20年来，人大的种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努力，都在改造着我们的宪政土壤。我们对革命、起义、战争、领袖的崇拜，正在发生滴水穿石的变化。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蔡定剑教授所言，百年前的宪政实践，乃迫于外力的强制，是自上而下的反思，当下的宪政潮流，是公民们自下而上的主动撞击。

　　以过去两年发生的人大层面的事实为例，无论是深圳、北京、湖北等地出现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可喜新闻”，还是“李慧娟案”中法官审查人大法规是否合宪的“可悲新闻”，抑或谈不上悲喜的诸如基层政府主动探索民主政治革新的新闻，都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影响着人们对于宪法和宪政的认识。我们还不能断定理想的宪政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可以肯定的是，人大50年的发展，已为中国公民准备了足够的宪政冲动，即便他们对代议制的认识是粗浅的，也使得少数政治精英借口“民愚”而缓行宪政的说辞变得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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