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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我最基本的观点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民营企业还没有走上制度性的发展之路，即所谓“非制度生存”。这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还没有建立起永续经营的基本条件。问题由此提出，今日这些民营企业与日俱增的资本究竟能积累到什么规模？有没有一个让人担心的最高限额？一旦抵达限额，历史是不是又一次惊人地相似，这些财富是不是将又一次消失？
现实令人不安：当下中国民营企业的危机不是他们的规模，不在于他的资金，只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民营企业仍然没有建起一套具有法律意义、数目字意义的制度。如果民营企业在未来一个时期以内，仍然没有一套合理的制度出现，毫无疑问将抵达最高“限额”，然后开始坍塌。
这个时候，思想可能比具体的经营更加重要，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太需要思想了，他们在苦心经营的同时，其实一直在思考着一种可以支持企业永续经营的思想，但是当下的社会结构，传统的文化积淀，以及一些利益集团之间不可以把握的搏弈，促使一些企业家在试图理性经营的同时，采取一些非制度的方法。
诸多非制度因素中，官商纽带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个关键词。到目前为止几乎100%的民营企业都在依赖政治，依赖政府。这种官商纽带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手段，它是典型的权利寻租，灰色游戏，暗箱操作和不透明交换，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不容。危机由此产生，一个逐步走向规范的社会体系是不允许这种黑色游戏存在的，我们的大制度振奋朝着规范的方向走动，可以想象，这种官商勾结的方法，以及由此方法构筑起来的财富，都将被遗弃在路边，他们不过是一堆堆垃圾，是我们的社会在前进过程中必要的实验品。
与官商纽带同质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关系”。在诸多民营企业家中，有一类被学者称为“关系资本家”。这类以关系见长的企业家通常有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无论是在官场，还在民间，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这类企业家都能找到自己的资源和兴奋点。在一个逐步走向规范的经济体系中，这样半公半私，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方法，毫无疑问是需要我们纠正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里，这种非法关系所带来的损伤可能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但在一个信息发达的商业氛围中，这种公私不分的灰色关系将直接危害他人，危害经济体系本身，最终导致经济体系的凋敝。
另一个醒目的现象则是民营企业的非民主化管理。这种非民主化管理的第一特征是企业管理的独裁，是企业家永远的“一个人说了算”。很多民营企业家坚持认为企业的所有行为只是自己的行为，甚至是“家务事”，民营企业没有义务让社会了解到必要的信息：而与以上两点有必然联系的另一种现象，则是民营企业内部的个人崇拜。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今日100%的民营企业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王国，而企业家则是王国里至高无上的“神”。当一个时代正在有可能结束政治性的个人崇拜的时候，经济领域却又掀起了一场不见终点的个人崇拜潮流。这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一种腐朽势力的再生。这一次，我们可能丢失的不再是民主和自由，我们将丢失一种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乌托邦情结危害极大。今日中国多数民营企业家都是一些胸怀大志的人。在企业发展思路、管理方法、企业积累诸多方面还非常模糊的情况下，他们便迫不及待地站在时代的高处，发出了要改变世界的强烈呼声。这是一种用理想主义管理公司的方法。市场经济有着自身非常严格的价值规律。利益的驱动、资源的优化配置，都不是依靠一些文革式的口号和原始共产主义式的空想就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要我们彻底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都必须如此。我们需要理想，但这样的理想必须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尊重人性的、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理想，离开当代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空谈理想，就是早已被历史规律抛弃的乌托邦。
很多民营企业家相信命运的神秘力量。
四川的女企业家裘丽蓉认为自己长着一副“观音脸”，在她的办公室里，高高摆放着佛龛，供着观音的神位，裘丽蓉则每天必点香鞠躬，祈求观音菩萨为自己带来永恒的财富。而江西的张果喜生产的主要产品就是佛龛。对于自己富有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和滚滚而来的财富，张果喜告诉我，很久以来，他都在思考自己的财富之路，冥冥中总觉得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帮助自己，他相信是佛龛这个极有意味的产品让他一路吉祥发达，年年有余。因为佛龛是菩萨居住的房子，而他是为佛修建房子的人，他相信自己的财富都是佛在保佑他，为此，他相信自己的事业将永恒。而在北京金源集团，有一个坚持多年的仪式。每次有大项目开张，福建商人黄如论都会请来一名佛界著名的方丈，进行一场旨在祈求财富，祈求顺利，祈求平安的大型佛事，从董事长开始，金源集团中层经理以上的员工都必须参加这个活动，所有员工都必须虔诚地下跪，口中跟着方丈念诵，共同祈祷金源平安吉祥，兴旺发达。整个活动持续时间长达一天一夜，任何员工不得中途退场。
对于这些不可以用语言界定的观点，这些不可以量化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抽象方法，我一直都在认真阅读。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去否定，同样也没有理由去赞美。它是一种存在，而且是一种传统的持久存在。黄仁宇先生在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结构时这样写道，“太多的英雄在过时的社会价值中寻找最后一点可以利用的东西，采取即兴创作，常常利用人们的浅薄的天性，企图打造出理想的社会”，这些相信命运的企业家可能就是这样的英雄。
眼下到处都是对民营企业大片大片的赞美，我在我的新书《过坎》里发出一种怀疑的声音，并不是危言耸听。在一个道德至上，重农抑商，法制滞后，分工粗糙的传统社会结构里，在全球国际化管理蒸蒸日上的时代里，民营企业确实存在危机。众所周知的仰融亡命海外，杨斌被判18年，而上海的周正毅苦心巴结权贵建立起来的农凯体系也宣告消失，他们几乎来自于同一种成功，也死亡于同一种宿命。
撰文/苏小和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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