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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颖波
一份今年4月下发的红头文件因为人大代表的公开质询刚刚在不久前被曝了光，一时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热门话题。
这份文件出自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司法局，其主要内容是通知所辖区域内的各个律
师事务所不要为沱江污染案的受害者代理诉讼。文件中有这样的语句：“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不应受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索赔一方的委托代理；推辞不了的委托代理，只能代理其非诉讼活动，并积极做好宣传、劝解和疏导工作；涉及该污染赔偿的代理不准收取代理费；各所受理此类案件后须立即向主管局汇报。”
沱江污染案影响面很大，牵涉群众利益面广，纠纷复杂。律师职业具有“自由职业”性质，其职业构成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独立执业，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干扰，执业具有自主性。司法局用行政命令限制他们的业务，闻所未闻。人大代表在会场上当众展示这份文件并不避讳愤怒，所有这些都使这一事件充满了想象和议论的空间。尤其是这份文件出台的动机以及背后的行政意志，成了人们不能放弃的追问。
不过，如果能够肯定，对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乏有识之士，以及对社会正义愿意进行不懈追求的人为此尽到责任的话，我们倒是乐意花一点时间来研究一下这中间的积极因素。我们认为，虽然不让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是闻所未闻的一桩官场怪现象，但是说到底也并非有多么新鲜。反过来说，一位人民代表的表现确是令我们大喜过望的一桩好事。他叫张世昌，是西南交通大学的教授，也是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我们尤其欣赏他当众质询时的那种勇于担当的精神。
我们刚刚纪念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50周年，我们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真正对人民负责的代表，它才成为了可以有效运行的、寄托着人民最高理想的一项制度。至少，沱江污染案的受害者受到了这种权力制衡机制的恩惠。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以及法院和检察院都要对它负责。这是国家宪法规定的最基本原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政府对它怎么负责？人大要监督一府两院怎么监督？这样简单的问题并不是很好回答。实践中会遇到种种难题，理论上也有诸多分歧。
比如说，个案监督就是经常被宪法学家、行政法学家们拿到桌面上争论的问题，据我所知，直至今日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一桩案件出了，群众找到人民代表，他应该怎么办？他到政府那里去，人家会认真接待，但私底下会说，这个案件你不懂，甚至你们一群人都不懂，是外行监督内行；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就更专业了，法官的解释人民代表也不容易弄明白。更要命的是，人民代表如果什么事都要过问，那岂不严重扰乱了行政权力的正常行使，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而说到监督法院、检察院，就有可能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相冲突。虽然我们建立了基本的国家权力结构，但因为其中的权力分界还没有做到足够的细致，结果到具体实践中就会产生说不明白的问题。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也会知道一些人大代表主动干预的失败案例。十几年前同样在四川，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造假者受到技术监督局的处罚，他不认罚，递了状子给法院要打行政官司，当法院受理了此案但还没开始审理时，社会舆论受报纸倾向的引导炸开了锅，结果当地人民代表也坐不住了，迅速开了质询会，当面训斥法院院长，“你这法院是谁家的法院，你这院长是谁家的院长，你是为人民服务的，还是专门为造假者撑腰的。”电视播出了这个场面，法院院长压力巨大。一直到这件事凉了下来，才开始有法学家敢于站出来为他鸣冤。在这件事里，人大代表的确侵犯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
关于类似的事情，正反两方面的案例都有不少，几个权力部门之间也经常就此推敲，尤其是在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
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件，无疑有利于主张人民代表要全面监督一府两院的观点。但如果根据这样一个案例就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比如只有政府官员爱做傻事、出格的事，人民代表的素质就比官员更高的话，可能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得遇到令你尴尬的相反案例。
这是一个真正难解的问题。它并非一时堵气的事，也不是简单的部门争权问题，更不是素质高低问题。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权力，一种良好的结构必然意味着相互制衡、相互监督。在这种权力结构下，掌握这些权力的部门之间相互冲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冲突倒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有冲突，人们在设计权力结构时才需要一个良好的架构，才需要一个科学的解决机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机制，张世昌教授勇于担当的精神才可以充分得以发挥，错误的红头文件才能得以撤销。
为了这个原因，我们赞扬张世昌代表，同时也对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寄托更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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