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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乔新生
据《江南时报》报道，南京市将有限开禁烟花爆竹的燃放。
人们每年都要对是否禁止燃放鞭炮的话题议论一番，不外乎禁止燃放鞭炮和不禁止燃放鞭炮两种意见。一些学者绕开结果，从决策程序出发，讨论禁止燃放鞭炮问题，别开生
面。但是，正如当初禁止燃放鞭炮是由各地人大机关作出的一样，一些地区重新开禁也是有民意基础的。如果单从决策的形式上来看，人们无法判断，禁止燃放鞭炮是科学的决策，还是不禁止燃放鞭炮是科学的决策。立法的听证会固然可以更广泛地听取民众的意见，但是，在决策阶段仍然难以保证所有公民的意见都能够被接受。
何况，谁又能够说，民意总是正确的呢？所以，我们可以要求决策者尊重民意，但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立法机关或政府部门完全可以独立作出决策。看来，从民意上着手，来分析禁止燃放鞭炮的问题，似乎不得要领。
还有一些学者从中国的民俗出发，分析一些地方政府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合理性。由于民俗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含混的概念，而且民俗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所以，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地方立法的科学性也值得商榷。如果说过去燃放烟花爆竹是一种民俗，那么，现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改为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也是一种民俗。既然民俗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那么，通过法律建立新的民俗也未尝不可。民俗和法律之间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法律可以改变民俗，民俗也可以纳入到法律体系中。
我们谈论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可能是将细小的问题扩大化了。在貌似宏大的视野里，我们讨论的问题本身可能已经被边缘化了。当然，市民可以讨论，政府可以研究，立法机关也可以辩论。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将这个问题一刀切，而应该由各个地方的立法机关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国家的法律只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即可。在这类问题上，确实没有制定全国性法律的必要，也不能强求地方立法机关一成不变。既然民俗是变化着的东西，既然民意也会改变，我们就只能任由一些地方人大机关顺应民意，不断地对规定作出调整。西班牙的斗牛活动和奔牛节危险性更大，但是，当地的民众仍然不改初衷，我们总不能代替他们制定法律，或者要求他们实行公民投票吧。
其实，历史和民俗中，有理性的一面，也有不理性的一面。如果我们的法律总是刻板无趣，强拂民意，那么，这样的法律不会有好结果。燃放鞭炮固然会带来伤害和噪音，但它也带来了快乐和热闹。如果没有了爆竹声，除夕照样过去，太阳仍然升起，但记忆已经发生了改变，春节的乐趣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赞成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
然而，烟花爆竹毕竟属于危险物品。因此，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地区，可以通过一些规定，在城区的公共广场集中燃放烟花爆竹。这样一来，既可以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又可以减少伤亡事故。当然，这是一个公民的个人想法，要想付诸实施，还必须通过科学的决策程序将个人的意见变为公众的意见。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江南时报》 (2004年10月03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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