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聚变下的中国商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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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到底在发生着哪些变化？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与变化到底对商业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个看似枯燥无味的话题也许将决定无数人未来几十年的命运。

　　文/朱峰

　　2004年7月底，中国社科院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又一重量级研究成果面世，即《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十大社会阶层后，这份报告进一步调查研究了“我们从何处来”——各个阶层如何形成，和“我们将往何处去” ——各个阶层将如何演变流动。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主编陆学艺认为，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刚好超过1000美元，这一阶段是各国公认的一个发展关口。从1000美元起，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将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走得好社会将向更为发达的阶段上升，走得不好，就有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恶化、失业增加、社会动荡的风险。

　　因此，在这个“中国社会酝酿结构巨变”的当口，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当下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将往何处去。

　　“我们从哪里来”

　　人们常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这个问题的潜在意思是你的背景是什么，你的出身是什么？而不同的背景和出身也许就决定了不同的前途。

　　那么现在的我们从何而来，目前的优势阶层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不得不从中国的5次社会流动谈起。

　　研究表明，中国社会自1949年建国以来，经历了5次大的社会流动，它或多或少都影响了现在社会的阶层结构。

　　第一次是1949年～1956年，这是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重塑的一个时期，也是第一次制度变革时期。

　　第二次是1957年～1965年，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运动和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调整变化，中国最终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在此基础上，中国城乡居民不仅有了阶级身份，还有了户籍身份、劳动人事档案身份和工作单位所有制身份。

　　在二元户籍身份制度的强制约束下，两大身份(农民和市民)群体之间的相对流动非常困难。比如农民除了通过上学、参军和城市招工等极为有限的机会，很难流动到城市。

　　第三次是1966年～1977年，由于文革的影响，这个时期社会流动处于失序状态。

　　第四次是1978年～1991年。从1978年起，中国社会进入第二次制度创新阶段，开始体制改革，逐步引进市场机制。而制度创新最终对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原有的阶级阶层出现了大规模分化，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

　　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教育制度改革，三是中国工业化模式转型引发社会流动的活跃。这个时期比较有名的词是“万元户”和“民工潮”。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潮流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在这个期间，由于1988年《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私营企业主由此获得合法地位。由此开始，继政治精英和依附于政治精英的文化精英之外，一群相对独立的经济精英逐渐崛起。他们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

　　第五次是1992年至今。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被正式确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社会分化愈见深刻。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的职业地位(权力、收入和声望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升降变化，其结果是一种由10个社会阶层组成的新阶层结构开始形成，而不同阶层所处的等级位序也初步被确立起来。

　　那么对于中国商业而言，这个阶段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社会阶层和群体地位迅速上升。

　　自1992年后，全国个体工商户迅速发展，2001年达到了2571万户。私营企业投资人数到2002年达到了623万人，比1992年增长了16.8倍。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外资企业中方经营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群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白领。据不完全统计，这个群体有200多万人。

　　“我们往何处去”

　　对于这个问题，《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提出了未来中国社会流动的三种可能趋势：

　　第一，“橄榄形”。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逐步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演变为理想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

　　第二，“洋葱头形”。受到制度、政策改革不及时等因素的制约，以及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不健康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可能继续保持现在的“洋葱头形”。

　　第三，“蜡烛台形”。由于制度、政策改革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停止发育成长，从现在的“洋葱头形”退化为“蜡烛台形”——最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中间阶层不大，头也不大——的畸形社会形态，根本无法支撑现代化发展。

　　从目前看来，中国成为“橄榄形”社会的可能性较大。尽管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还存在很多障碍，但是这些障碍正在破除。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就是，社会流动的规则已经由“先赋型规则”转为“后致型规则”，社会流动渠道逐渐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明显。

　　为了便于观察，我们选择了几个社会优势阶层，观察他们的流动情况。

　　第一个观察的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他们位于社会流动链条中的最高端，他们掌握着较多的组织资源，具有较强的代际继承性。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相比较而言，父亲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100人中，约有7个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员家庭出身的人，约有3个，小业主家庭约有2个，工人家庭的约有1个，农民家庭出身的人不到1个。

　　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多进少出的阶层。据调查，最初职业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绝大多数(59.1%)目前的职业仍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有9.1%流向经理人员阶层，27.3%流向办事人员阶层。还有一部分下了海。

　　第二个观察的阶层是经理人员阶层。

　　研究表明，具有地位的经理人员阶层主要是从本企业或者同行业企业人员中提拔起来的。其中，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农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分别为21.1%、8.9%和17.8%。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经理人员从机关干部中调任的不多。尽管两者的关系很紧密。

　　其中，改革开放前后，经理人员来源渠道变化很大。1980年前，有26.4%的经理人员最初是产业工人。1980年后，则变为16.2%。与此同时，农民直接进入经理阶层的机率却在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乡镇企业管理人员。

　　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优势阶层，经理人员对较低社会阶层的排斥性明显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它为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等较低社会阶层留有一个直接进入上层社会的小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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