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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
亚马逊的一只蝴蝶振翅，千里之遥的北美某地因此而刮起了一场龙卷风。如果将经济学上的这一已为人所熟知的“混沌理论”应用在始发于今年6月的那场“审计风暴”，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蝴蝶效应”似乎倒了过来——源自国家审计署的“审计风暴”因媒体的渲染而倍显来势汹汹，在还原为各部门的整改和自纠之后，渐行渐弱的“风暴”终于演变成
了一只只蝴蝶的振翅。
审计署近日公布的预算执行审计整改情况结果显示，11个部门单位和4个地方政府对于此次审计揭露的问题，采取了“积极整改”的措施，在纠正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至少600多名相关责任人受到各类处分，其中4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按审计署新闻发言人的说法，“今年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效果要明显好于往年。”如此看来，“积极整改”作为公开审计报告的后续动作，俨然是“风暴”又见“风暴”。
我们应该承认这样的“效果”，社会本就在不断的发展进步之中——对于正在法治的道路上稳步行进着的中国，更是如此。如果仅与过去作纵向的考察，“今年的整改效果明显好于往年”不过是“公开审计报告”后的应有之义。而如果以“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和公众对“问责风暴”的期待来衡量，就已公开的“整改效果”来看，实如蝴蝶振翅无异。无怪乎有媒体严厉质问：为什么大部分的整改内容只是大而无当的措辞？相关的人事处罚为何多是轻描淡写？一些惩前毖后的举措能被保证过了风头之后不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南方都市报》9月24日“社评”?
“整改效果”是“风暴”还是“蝶舞”，迥然有异的结论背后，是观察者于自身所处位置和观察角度的不同。这种分歧的存在，在我们这个以“人民主权”为最高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度里尤显难能可贵。代表民众意愿的民间观察更值得审计部门和问题机关珍惜和正视，这是因为，与所有的行政行为一样，审计与审计后的整改，并不应以审计部门和整改机关自身的满意为满意，更不应满足于“今年比往年好”这样相对简单的要求，而应以满足民众的期待为其首要的目标。
当然，从审计的职能看，将“问责风暴”的不尽人意归咎于审计署未免有些强人所难。审计监督在大多数时候是作为一种事后监督形式出现的，不光有其滞后性，也有其局限性。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各部门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审计的意义，更大程度上在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对于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则有待行政处罚机制和司法机制的跟进。审计部门不必，也不能将其触角深入到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权限范围之内。
依职能的不同，“审计风暴”之后，最应跟进的“问责风暴”应是“检察风暴”——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担负着渎职罪案的侦查和控诉工作，当审计部门已向公众表明“触犯国家刑律的已交由司法机关处理”，检察机关是否也应还公众以知情权，在不违反侦查秘密的原则下公布已受理的案件数量及其相应的查处进度呢？就渎职罪案的侦查而言，检察机关的立案并无须依赖审计部门的报告。只要有相关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检察机关就应主动介入，而不应坐等审计部门移送或问题机关的自纠。作为行政机关的一种制约机制，这恰恰是检察机关被设置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本旨。
由此看来，作为公众倒不必多为问题机关的审计执行整改多作质疑。自查自纠的整改本就不值得去赋予太多期待，应期待的倒是作为外部监督机制的司法问责——在我们期待明年的“审计风暴”能如期而至之前，更应呼吁的是“检察风暴”的及时跟进。没有司法问责的“审计风暴”再猛烈，刮至问题机关时必将异化为蝴蝶的振翅，而聊剩观赏的价值。
国家审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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