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我们需要国营 还是需要“还产于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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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企不如国企？

　　过去两年，郎咸平对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业绩比较得出结论说，民企不如国企。这似乎与上面讲的以及与其它国家民营化后的结果不同？是不是又是中国特色呢？

　　其实，这里存在严重的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第一，在香港上市的国企都已经过产权改制，像中移动、联通、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等虽然是国家控股，但它们上市后有民间和海外持股，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因此，如果想回答“产权改革是否改进国企业绩？”这样的问题，一种方法是比较这些企业在产权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业绩变化，另一种方法是比较这些经产权改革过的与那些没改过的“同类”国企在同期的业绩差别。这样做研究才能真正回答“产权改革是否应该”的问题，但郎教授并没这样做。

　　第二，在香港上市的国企和民企不仅属于不同的行业，而且即使属同一行业，那些国企享有各种融资特权、行业垄断权以及方方面面的政府照顾，相比之下，那些民企就没有这些特权。因此，香港上市的国企样本和民企样本没有可比性，不能由此得出任何可信的关于“产权是否有关系”的结论，更不能帮助回答“产权改革是否值得”的问题。即使拿国内上市的国企与民企作这种横向比较，其结果的可信度同样低。

　　为什么不能拿没有垄断权(包括银行贷款权)的民企与具有垄断权的国企直接作业绩比较呢？道理很简单：有了垄断权，即使产品差、效率低也没关系，反正你可多收费。你民企做得再好，也很难赶上。因此，这两类企业的业绩差并不能说明国企更有效率。奇怪的是，香港上市的垄断国企的业绩比民企只高出一丁点，而没高出更多。

　　既然国企的垄断权可给国家带来高收入，那又未尝不可呢？表面看似乎如此，但实际上是老百姓在为国企的低效买单。比如，在国内我用中移动的神州行打国内电话每分钟要6毛钱，我从美国的家里往国内打电话每分钟才3毛多一点。为什么国内的电话费下不去呢？你愿意继续为垄断买单吗？

　　在最近的《国企绩效分析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一文中，郎咸平的表2和图三正好进一步说明，产权改制后上市的国企终于能利用垄断权与其它特权使其业绩优于民企。这不正好支持产权改制吗？他的数据也表明：国家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一旦超过40%，那么国有股比例越高，其业绩越好。这恰恰证明：国有控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垄断权与其它特权就越多，其业绩当然会更好。

　　其实，不管是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行业，只要那个行业既有国企或国家持股的企业又有民企，那些国家持股的企业就会是“特权”企业，那些民企的日子就没法过，这就是为什么那怕是在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期间，政府一介入哪个行业，那个行业的民间商人很快就得关门大吉。按政治学的定义，国家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是唯一可改变法律的机构、是唯一可增加各类审批权、准入权的机构，还再加上国家也垄断金融，所以国家一旦持股某企业，那家企业的特权就有了。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海外基金经理知道民企管理得像“花自己的钱最心疼”，但还是愿意买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国企背景的股票。这也说明只要有“国有”股份，就不可能没有“国营”。甚至是在有了“大政府”之后，即使没有“国有”股份，也照样可以有“国营”，原因是在那时候“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这就是说，只有“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除了当事人外，谁都会支持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保证国资转让过程的透明度、保证广泛的竞标权以及媒体的自由报道，以国家得到最好的价钱和尽量保证就业为目标。

　　(作者为耶鲁大学金融基金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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