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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苏联的国有化过程中，情况是很糟的。比如，到1930年1月苏联只有21%的农民家庭被集体化，到同年3月则达到58%，到1938年时94%的农民被集体化。那次集体化过程中苏联农民不断抵抗，政府则使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强制其集体化。几十万“不服”的农民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做劳动改造。最大一次抵抗运动发生在1932至1933年的乌克兰以及北考卡斯，为抵抗集体化，当地农民烧毁自己的农作物，屠杀自己的牲畜。为报复农民的抵抗，政府干脆把农民留给自己吃的食物也全部收缴归公，让那些农民去吃荒草。由此所致的大饥荒使千多万农民活活饿死。
当然，“国营”不只是发生在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等，而且也吹遍了世界各地。我们常说，这个也是中国特色，那个也是中国特色。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看世界各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各国的进程和遭遇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也出奇地同步，在同样的时期做同样的事情。英美的工业革命到了1850年不仅对晚清中国、而且对其他所有国家都形成史无前例的挑战。比如，就在中国洋务运动者为中国如何追赶英美工业革命的同时，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在那时期琢磨着同样的问题：如何通过“国营”追赶英美的工业革命？
德国在1850年的时候，工业化程度远远落后于英国。1870年后，为了尽快赶上英国，德国作了一系列的国有化运作，开启了它的国有企业历史。意大利也是在19世纪末慢慢地作一些国有化运作的。
但，就像中国一样，在世界各国真正的国有化浪潮是发生在二战以后，因为那时人们已看到苏联在1930、40年代的成就，都以为终于找到了增长经济的妙方，尽管现在看来苏联一个国家在短期内的那次经历只不过是另一个“阿炳的故事”而已。西欧的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都加快推动国有化。到1985年，德国国企占总产出约12%，法国占24%，意大利占20%，西班牙占12%，英国占13%。可是，到1990年时，英国国企只占总产出的4%，法国还剩18%。20世纪90年代所有西欧国家再作了更大规模的私有化。
亚、非、拉各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基本是在二战以后进行国有化。这些国家中有相当多的是在1945到1960年间从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的，然后把外国人投资本国的资产收归国有，如伊朗的油田、委内瑞拉的油田、矿产与银行等。拉美那些早就独立的国家则在1950—70年代也大量没收外国人的财产。这些发展中国家没收的外国人资产都自然成为当地的国有企业基础。到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国企平均占本国总产出的25%以上。
从这些介绍可以看出，第一，国营企业在世界的普及是一个更近代的现象，其主要起因有两个：英美工业革命对世界各国如何赶超的挑战和苏联计划经济初期短暂而令人炫目的成功。在那之前，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基本都是民营。第二，世界不同的国家，其国有化都是在二战之后、1980年之前达到最高峰的。既然那次实验从整体上失败了，而且那次尝试是由于从苏联的短暂经历中得出“要想作好曲，需先把眼弄瞎”这样荒诞的结论，我们为什么还非得抱着国营、国有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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