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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在中国至少可追回到十一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茶、盐、牛马交易等商业活动，使政府成为直接的创业者和经营者。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次试验只有十几年。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国营”理念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重新出台。比如，1865年由政府出资购建的“江南制造局”。但，即使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纯粹的“国营”或“官办”也是多有警惕、提防。盛宣怀在18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可是，洋务派一方面面对西方炮舰、洋行经营势力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又缺乏规模融资途径，同时又无任何经营新兴工业事业的经验，觉得完全由民间经营洋务又会显得力气太薄。按李鸿章的说法，“此等创举，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这些言论均摘自李玉著《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第8页)。因此，虽然由于工业化任务的挑战让洋务派感觉到国家应承担一定的主角，但至少晚清并没把国家推到“创业者”和直接“经营者”的位置上，而仅是“官督商办”。
到民国时期，两大因素把中国推上“国营”之路。其一是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计划经济并使其经济在30年代按照12%至13%的年速度增长，那期间又恰逢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市场经济发生大危机。看到苏联“国营”世界与西方“民营”世界这种巨大的反差，南京政府的“国营”决心可想而知。包括马寅初在内的学者大声呼吁中国也追“国营”。第二大因素是德国于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也对德宣战并停止支付一切德国债务，并没收了德国在山东等地的资产，这变成晚清之后的第一批新国有资产。当然，抗日战争期间以及二战之后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矿产和其它财产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大笔“国营”产权，东北的重工业一夜间使中国经济的“国营”成份大增。当然，出于当时的需要，南京政府在30年代初先是以官股强行进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随后以各种手段达到以“国营”控制主要银行的目的。尽管如此，到1949年之前“国营”并没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是针对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等没收私人财产。到1952年底，全国已经有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被收归国有，国营在商业领域也占有了50%的营业额。1953年10月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地把中小型以及个体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四年之后，私营和个体经济规模由五十年代初占全部产出的2/3下降到1957年的不足3%。运输业的总额中，国营企业已占62%，公私合营占36.4%，私营仅占1.6%。再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个人经营性财产全部灭绝，人们的生活资源也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提供。使个人几乎除了两只手和起码的居住条件外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还有就是一份名义上的国有资产。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皇帝能够支配的资源也不过是财政收入加上盐铁等少数几个业务的垄断利润。但是在过去50年里，政府所控制的资源还包括所有的生产资料、金融储蓄资源等等。所拥有的权力是过去几千年任何皇帝所不能想象的。这当然使道德风险也达到了最大。
在我们今天讨论“国退民进”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时，我们对不公正的民营化程序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当然愤愤不满。可是，如果你再看看当年国有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你又会有何感受呢？往事确实并不如烟。关于中国的国有化经历已有不少书详细介绍，这里就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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