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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9月23日发生在山西临猗县的沉船事件，日前已确认12人死亡、36人失踪。与以往的灾难报道不同的是，媒体这次不仅没有过多地谴责肇事者樊宗义，反而一反常态地说了他不少好话：为人豪爽、仗义、人缘好，开的是“热心船”、“好心人闯下大祸”等。
笔者相信这些评价与事实是很接近的，但更残酷的却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现实。
顺着“好心人闯大祸”的这个思路想下去，首先应该拷问的就是传统的道德是非标准。我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底蕴与支撑的文明古国，而农耕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是除天灾、疾病、兵乱等不可抗力外，其他灾难系数明显偏低或几近于无。而千百年来延绵不断的简单农耕劳作方式，也造就和形成了低风险意识的人际关系与道德界限，“热心肠”、“厚道”、“大方”、“不占小便宜”等，都被视为“好人”与“楷模”而受尊敬。这种价值观念与评判标准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广泛的认同感。在临猗“9·23”沉船河难事发地的同一河段，那些营运证照齐全、受过专业培训、但却要收取少许费用的渡船与船工，在当地村民看来，显然是“不大方”、“不厚道”、“很小气”的。然而，这种道德观却使他们与亲人付出了再也无法挽回的代价。
其实，时代在变，“好心人”的行为方式也得变。一位农民企业家告诉笔者，当年他赶牛车时见乡邻就捎上，以后他骑自行车时也捎上；后来他开拖拉机时就很犹豫了，现在开上轿车时干脆谁也不捎了。为什么？太担心。乡邻坐在轿车上见熟人就大喊大叫，想下车时不论车开得多快都敢拉开门往下跳，怎么劝都没用。这位企业家说：宁肯让乡邻骂我“没良心”、“瞧不起人”，也不愿闹出家破人亡的祸端来。仔细想来，他的言行看似无情，却有大情。
顺着“好心人闯大祸”的思路再想下去，还应该拷问的是普法教育的一大盲点：当好心人、做好事时，也不能违法违规。多年来，我国的全民普法教育活动乃至国民教育系统法律课程中，强调与注意的往往是一般意义与常规层面的法律法规知识普及。比如：杀人要偿命、盗窃要判刑、欠账要还钱、打人要坐牢等主观上的故意性行为；而对客观上的无意性或过失性犯罪行为，却鲜有告诫甚至从不提起。因此，只要主观上无故意、尤其是行为上不牟利的所谓“做好人”、“办好事”，再大的险也敢冒。如果临猗“9·23”灾难的祸首樊宗义的摆渡行为是经营性的，也许他不敢让一条废弃的农用船上坐69人；可能正因为他自认为在“做好事”，才敢如此“无私无畏”。
在现实生活中，平民尤其是乡村中“憨胆大”式的“热心肠”，绝非樊宗义一人；而这在机动化、机械化乃至电子化日益普及的新型生活方式和生产资料结构下，其危害性有时会比故意犯罪更大。因此，在今后的普法教育中，应该补上违规也会杀人、“无私”也得“有畏”这一课。
□孙振军(河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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