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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新京报》刊发《为郎咸平事件的负效应担忧》，作者认为，看到一些学者联名发表了“挺郎”声明、几名学者上书有关机构建议禁止管理层收购，因此对郎咸平事件的负效应感到担忧，担心这会将这场争论的方向从“如何实现程序公正的产权改革”引向“要不要产权改革”上。
笔者认为，因此判断“郎咸平事件”会带来负效应，是“杞人之忧”。
虽然郎咸平的一些文章的逻辑可能不够严密，但这并不影响他掀起这场“郎顾之争”带给民众关注改革公正问题的积极意义。矫枉必须过正，正是郎咸平的或许有些偏激但火药味十足、振聋发聩的文章，才以足够的力度吸引了媒体、学者、专家、研究机构、主管部门和公众关注这一问题。
公平和效率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理论界一直都在讨论的问题，而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正问题，也是很多学者一直在呼吁的。秦晖在九十年代初一直呼吁注意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吴敬琏告诫中国改革要防止权力与资本结合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等。但是，他们的文章都没有郎咸平事件带来这么大的冲击力。
这些年，在改革过程中，在法规完善程度不够、执法力度不够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内部控制人合谋，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但郎咸平针对这一现象提出“国有胜于民营”，完全否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必要的观点，实在是值得商榷。因为“全民所有”的“国有”体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很容易形成“代理掌管者所有”的局面。“代理掌管者”同是具有私欲的“经济人”，在利益最大化的本能驱使下，一旦有机会、或监管不严，他们就有寻租谋私的可能。
中国的改革经验已经证明，部分国企的低效和缺少竞争力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改革是惟一的、也是已被全社会认同的正确选择。虽然改革的结果在很多人看来也许不是最优，但比较而言，次优选择仍然是我们当前正确的选择，而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枝节上的问题也属正常。因此，担心国家会由于一些反对者的上书就可能会改变改革方向，是低估了改革潮流的巨大力量。一些经济学家上书国家领导人叫停国有企业产权的做法，虽然偏激，但政府和媒体允许不同的声音发出，让这些质疑国企改革的“经济学家”合法存在，正是体现了国家正走向宽容、健康、成熟。
真理只会越辩越明。针对目前广泛推进的国企改制中的一些问题，掀起一场民众广泛参与的讨论，促进有关部门调整政策，敦促掌管改革过程的政府官员公开、透明、谨慎操作，从而弥补改革过程中的国资流失漏洞，笔者认为郎咸平的功莫大焉。
□文刀(北京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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