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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之争”发展到如今，早已超脱了学术争论的层面。这场争论的本质，是一场典型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姑且不论朗咸平发起“挑战”的动机，但他的言论的确代表了许多民众的利益诉求。而朗咸平的反对者们，无疑是另一种利益群体的坚定支持者。
其实，屁股决定脑袋，代表谁的利益，就要替谁说话。利益诉求不同，维护自身利益的渠道自然不同，也必然会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这是在任何环境下都会存在的
社会现象，大可不必对此羞于承认。那些勇敢地“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独立于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的经济学家们更不必用公共利益的标签来掩饰为自己逐利的选择。社会公众之所以谴责他们丧失了社会良知，实则是错误地将公共知识分子的桂冠加于他们头上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学走下神坛已经不是什么遥不可期的事情，探讨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专利。何况国企改制问题所涉及的利益，是全国劳动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国有资产的主人，他们自然有资格有责任关心改革的过程，关心财富的分配。
但是我们同样也没有必要去妖魔化和丑化很多经济学家，用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们。我们只需记住，他们和我们一样，只不过是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一个群体。经济人逐利的理性会驱使他们做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行为。
在当前中国法律缺位、市场规则不健全，各种暗箱操作、寻租行为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一些强势群体巧妙地利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合法地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而无关良知的多少。
因此，当社会利益面临重新分配之时，各种利益群体必然要通过多方的博弈，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整个中国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郎顾之争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在于通过朗咸平的“发难”(尽管我无法分清他是出于公共利益还是他的批评者所言的出于为“一举成名”的动机，但只要是符合公共利益，我们就无法漠视其巨大的社会价值)，揭露了中国国企改革长期以来的积弊，唤醒了改革中另一巨大利益群体的维权意识。而通过这些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博弈，去逐渐形成交易、竞争、分配的游戏规则。规则的底线就是利益各方都可以接受，而不是任由哪一方随心所欲地主宰利益的分配。法治的社会就是互相妥协的社会，多元利益主体在妥协途径中约定规则、遵守规则，从而构建完成市场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改革才能走上法制化、市场化的道路。从这种意义上说，郎顾之争给我们带来的，远不止是一场口舌之辩或学术观点的碰撞激荡。
□陈姝(北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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