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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时代中的别样眼光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23日 14:55 《新远见》

  □ 文/本刊记者 郭海燕

  在北京最炎热的季节,环球嘉年华来了。这个全球最大的巡回式游乐园,从巴黎、伦敦到上海、北京,一路播洒着尖叫,一路带走了人们的笑脸和钱袋。

  据了解,北京环球嘉年华自开张以来,平均每天客流量一万五千多人,最高时达几万 人。而在两公里之外,北京本土规模最大的石景山游乐园冷冷清清。

  环球嘉年华(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淑华透露,北京环球嘉年华52天的巡展预计接待游客250万人次,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石景山游乐园一年的客流量。有媒体估计,嘉年华此次北京之行的总收入将超过三个亿。

  各项游艺的价格着实不菲,据说所有项目全玩下来至少需要3000元。但是,前来扔钱的人依然潮涌。

  而同时,中国游乐业亏损面为70%,仅有10%盈利。

  这是为什么?

  环球嘉年华的创始人史蒂芬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此时响起:“不管什么国家,人们都需要快乐,嘉年华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在“惊呼狂叫”游艺机前,一位刚刚品尝过“上天入地”滋味的年轻人高叫:“在离地40米的高空头冲地脚朝天,你会发现,真正的快乐是喊出来的。”

  德国思想家席勒说:“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

  这本是西方的文化精神。东方文化的精髓是隐忍,是苦中求乐、苦尽甘来,比如中国的儒教,主张“人生而苦之”。

  但是,现实中显然西方的文化更动人心,更能赚钱。目前,我国已有数十个城市向环球嘉年华发出了邀请。

  他们都需要快乐,都为了快乐不惜金钱。

  我们的生活“西洋”高照

  网上有一个关于白领品牌生活的帖子:早上用吉列剃须,中午在麦当劳、肯德基午餐,下午在星巴克见客户,晚上用杜蕾斯享受快乐生活……

  在中国的各大都市,西方文化就这样无处不在,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中国有近5000年的茶文化历史。但是,西洋咖啡来了,星巴克来了,几乎没做任何形式的广告宣传,就轻轻松松地把店铺开到了北京紫禁城里面。

  “我不在家的时候,就在星巴克;我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这是时下很流行的一句中国白领的标准语录。

  东方文化是不设防的文化吗?

  星巴克员工训练守则上写到:客人推门进来的时候,侍应生的眼光一定要和其相碰,让客人有被关注被关心的感受。

  在星巴克,所有的座位都是平等的,所有人的吃喝也是一样的,要一杯便宜的冰水与点一桌昂贵的食品所受到的待遇是完全相同的。

  何况,到那里的人,很少有吃大餐的。

  在麦当劳,在肯德基,所有的西餐馆几乎都是一样的格式。

  而在中餐馆,有大厅散座,有大小包房,有贵宾套房,不同的等级服务不同,收费也不同,甚至连餐具都大不相同。即便同一桌吃饭,各个方向的座位也大有讲究。

  中餐馆的饭菜品种更加丰富、做工更加精细、味道更加鲜美,但是,在很多现代人看来,那里似乎总是缺少了一些什么。

  一位其实“更喜欢喝茶”却频频光顾星巴克的先生说,我喝的不是咖啡,而是“一种体验、一种方式、一种态度”。

  来自美国西雅图的星巴克,在全球已有6500家连锁分店。1998年进入北京,2001年进入上海,2003年进入广州,至今在中国已有近百家店铺,个个生意兴隆。

  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几乎都是一样畅通无阻。

  星巴克带来了咖啡,麦当劳带来了汉堡,必胜客带来了比萨饼。于是,咖啡屋不仅星巴克,汉堡店不仅麦当劳,吃比萨不仅必胜客。如同可乐不仅可口可乐一样,连中国自己都有了“非常可乐”。

  那种饮料为什么不叫“非常功夫茶”?

  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西洋”高照。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文化市场文化产品进出口的“贸易逆差”日益明显。在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出版社输出和引进版权的比例约为1∶8。第54届书展20余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中,国内图书只占786平方米,不足0.4%;参展的34万种图书中,国内图书只有4610种,仅占1.37%。

  2001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音乐会”创下国内演出市场多项纪录:出场费最高,约380万美元,超过亚特兰大演唱会;票价最高,2000美元/张,而此前在意大利举办的同样的演唱会,最高票价也不过1000多美元;观众最多,一个主会场两个分会场,共计8万人。

  同样,多明戈上海之行是100万美金保险、40万美金出场费、3000元一票难求;卡雷拉斯上海演唱会票价高达1500元人民币;帕瓦罗蒂在北京演出《图兰朵》,最高票价为1500美元。

  美国大片在中国风行多年,票房始终惊人。

  激进的人说,这是文化入侵;平和的人说,这是文化输入。

  无论如何,很多人喜欢在西方文化的产品中游弋;同样,也有许多人在中国古老文化中忘返。茶馆和咖啡屋比邻而建,皇家宫廷大餐与比萨饼店对门而开,《泰坦尼克号》和《英雄》竞相上映。

  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肆卷钱的同时,与中国古老文明发生着温情脉脉的冲突和摩擦。

  文化摩擦中的世纪忧虑

  苏格兰诗人彭斯说:“但愿上帝赐予我们一种天赋,使我们能够用另外一双眼睛审视自己。”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摩擦,恰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有一个笑话: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坐在同一个火车车厢里,途中来了一位端着鱼缸的乘客。德国人问:“您能告诉我这鱼的名称吗?它在生物学上的类别及有哪些特征?它们在科学上的意义又是什么?”日本人问:“请问这种鱼我们国家能不能引进?根据日本的气候、水温、水质,这种鱼能不能生长?”中国人问:“这种鱼红烧好吃,还是清蒸好吃?”

  有一个比喻:一座大楼着火,大楼里的人跳楼逃命。犹太人背着钱袋,法国人背着女友,中国人背着母亲。

  有一个事实:一个刚刚学步的孩子摔倒了,美国人会鼓励孩子自己站起来,中国人则会用手把孩子扶起来。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哈佛大学访问时,到一位教授家里作客,主人3岁的女儿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玩耍。教授耐心地和女儿商量:“多莉,你能不能把座位让给我们的客人?”

  在他的思想深处,孩子和大人是平等的。

  这会让中国人很不习惯。鲁迅说:老子对儿子说话固然无所不可;而儿子对老子说话,还没有开口,先已经错了三分。

  一位英国小学教师曾同时收到两位学生家长的字条。一位华裔妈妈写道:“很抱歉,昨晚因小女身体不适未能完成家庭作业,敬请原谅。”另一位英国母亲写道:“你居然布置如此稀奇古怪的家庭作业,这些难题对孩子们来说太不公平,我女儿拒绝做。”

  一位华裔男孩毕业于免费公立中学,后考上了牛津大学法学院,家长甚有面子。洋邻居一个同龄男孩接受昂贵的私立教育,高中毕业后不去上大学,先到西亚、东亚和喜马拉雅山旅行,差点丢了命,接着又直奔非洲,在乌干达当了义务乡村教师。他的父母同样每每举着儿子来信向外人展示,认为孩子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是一个快乐的人。

  一位来华任教的美国女教师给班上的中国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丈夫和她的母亲、太太及幼儿一同跌进河里,只允许丈夫救一个人,应该先救谁?同学们有的说救母亲,有的说救孩子。女教师皱起眉头:“为什么无人愿意拯救自己的太太?母亲已临近走完人生之旅,幼儿尚小不足以感受巨大的痛苦。妻子与你共同经历了灾难,劫后余生必然会更加相依为命,并且你们将来还会有孩子的。”

  在孝字当头的儒家思想中,年长者居首,然后是子女,再次是兄弟,最后是夫妻。而在西方,受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影响,其家庭地位的排序是:夫妻、儿女、父母、兄弟姐妹。

  中国人观念里的成功是功名和财富,为此可以付出惨痛代价。而美国人观念里的幸福则是爱情和自由。

  有报道说,残忍杀害四位同学的云南大学生马加爵被执行死刑后,云大师生鼓掌狂欢。

  十多年前美国也发生了一起中国留学生杀人案,卢刚持枪先后射杀了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和一位学生。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遇害者爱荷华大学副校长安·柯莱瑞女士的家属给卢刚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安生前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了要分担你们的哀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时刻,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这时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人。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种悲伤,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

  1994年12月8日傍晚,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发生大火,造成325人死亡,136人烧伤。灾后鉴定报告显示,死者中有288人是学生,死难者中有近百名孩子是被挤死或踩死的。

  当时参加活动的是该市15所学校的796名中小学生及教职员工,还有自治区教委“两基”教育验收团的25名成员和该市20多名副处级以上官员。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同场遇险的二十多位官员无一伤亡,而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这是为什么?

  一位五年级学生回忆说,一个大人当时拿著话筒喊:“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

  1914年4月,“泰坦尼克”号满载2207名乘客首航,在大西洋里误碰冰山,船上救生艇不足。大家自觉地让妇女儿童首先登艇。67岁的全球最大的美斯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说:“在还有女人没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上。”世界著名的金融大亨古根海姆给太太留下了一张纸条:“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在死难者中,有亿万富翁、资深报人、炮兵少校、著名工程师,他们把生的希望让给了那些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事件造成1502人死亡,仅有705人获救。生还者多是妇女儿童。

  中央电视台“让世界了解中国”节目里,嘉宾为中国威海市市长和美国来得蒙得市市长。两位市长邀请互访时,美国市长表示没有访华费用,她的办公费用来自市民的纳税,每一笔开支必须要对市民负责。访华费用必须先向有关企业募捐。中国市长没有表示任何顾虑,还“慷慨”地表示由中方支付美国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

  来得蒙得市是微软、任天堂等跨国公司美国总部所在地,威海则是一个由小村庄发展起来的小城市。

  今年5月,山东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出版了一本名为《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的书,在国内媒体中引发一阵热潮。2000年5月,他和其它13名中国地方官员一起在美国纽海文大学研修MPA,后在纽海文市政府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习。这段经历对他回国后的施政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

  媒体上一件件文化差异事件的对比,更加深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文明投去了感性的目光。不同年龄的人的思想代沟在这样的摩擦中越来越深。“找机会到国外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立下这样的志愿。

  有专家发出了忧虑:在西方文化中熏陶出来的年轻一代,将来会怎样改变中国社会?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还能塑造出来吗?失去了文化自信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实现真正的振兴吗?

  转型时期的理性光芒

  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发展差异:西方社会经历了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现代的工业社会、到现在后现代的信息工业时代,发展的链条连贯流畅。应该说,我国相当一部分人的文化观念还处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目前最大的课题是如何完全实现工业化,但与此同时,信息工业时代的新经济在全球化浪潮挟裹下迅速渗透,它所带来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冲乱了转型时期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混乱在所难免。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报告中说,中国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仍占44%;该扩大的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阶层仅占15%。

  中国约有1000个亿万富翁、300万个百万富翁和数量众多的金领白领。同时,2003年中国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0.21亿人,城市“农民工”贫困人口0.4亿人。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近年来一直接近国际警戒线。

  中国地域辽阔,地区间差异很大。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上,也集中地体现在主流文化价值取向上。比如,沿海地区更崇尚财富、崇尚创造财富的能力;欠发达地区更崇尚权力;东北和西部地区更崇尚人情关系。随着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转型,价值观念也在转型。

  转型中的社会,各种文化思潮必然纠缠不清。早有学者断言,在全球化时代,一国代际之间的差异大过同代人国际之间的差异。

  三十年代生人,基本上退休了。四十年代生人,正在权力的高峰。五十年代生人,抹不掉的是文革的冲击。六十年代生人,正在社会的前沿创业,为房子、汽车、妻儿奔波。七十年代生人,踏入纷繁复杂的社会,对西方文明向往并实践。八十年代生人,典型的如少女作家春树,高中辍学,自由写作,热爱摇滚,热爱朋克,热爱诗歌,热爱鲁迅。身穿黑皮夹克的她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被认为是中国的新激进分子。而九十年代生人,在麦当劳、多啦A梦、贱兔、小燕子、耐克、考级、Twins的包围中成长,世界就是一个被放大的迪斯尼乐园。他们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全球化生活,在他们的头脑中,人们都是地球人,小燕子、蜡笔小新和蜘蛛侠都是一样的分量。

  在一次针对九十年代生人的调查中,大多数孩子在面对“饺子是什么节日吃的”问题时两眼困惑。对“孔融让梨”的故事几乎一致回答“不知道。”听完故事后,有孩子说:“梨有什么好让的,让个龙虾鱼翅还差不多。”

  调查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正在成长中的第五代人会在他们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塑造新的文化,然后在未来的数百乃至上千年里形成某种传统。他们虽然过分自我,但非常快乐,可能恰恰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新文化。”

  一方面,社会的巨大转型带来文化的转型,另一方面,萌芽中的新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个时候,更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思考。

  台湾文化学者龙应台说:全球化决不是把自己掏空了换成别人的内容!

  一方面,我们总是在批判儒家文化的糟粕;另一方面,儒教道德在韩国深入人心,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韩国儒教最权威的教育机构“成均馆”馆长崔昌圭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

  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挖掘儒教精髓,把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中,创出了一条“韩流”新路。他们计划到2007年把文化产业产值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提高到5%,使韩国进入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的行列。

  有报道说,《孙子兵法》和《菜根谭》成了日本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的必读之物,西方管理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古代思想中寻找灵感。

  知名制片人彼得·罗异透露,好莱坞早已开始了“中国传说题材”的挖掘工作,《孙子兵法》、《西游记》等都在好莱坞的创作加工之列。

  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期,欧洲一批启蒙巨匠都深受东方思想的影响,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的家里一直挂着孔子像,伏尔泰被称为欧洲的孔子。这些大师融合东西方文明,产生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光芒。

  所以,盲目“崇洋”和盲目“排外”,都是不智的行为。

  美国奉行“新殖民主义”,其文化输出意识比任何国家都要强烈。杜勒斯说:“通过影视节目、连环漫画和杂志广告,美国公司对墨西哥底层百姓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

  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在谈到全球化促进不同文化整合时说:“对美国来说,信息时代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必须是在世界的信息传播中取得胜利,像英国一度支配海洋那样支配电波。未来的世界文化一定要由美国文化来支配。”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跨出国门比企业跨出国门更加重要,更要先行。

  模糊了地域疆界的新经济无疑给中国文化复兴提供了一个契机。在越来越不确定的经济系统中,大量的财富不以实物的形式存在,人类社会正在由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向非物质社会过渡。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说,这和东方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天人合一”等精髓不谋而合。

  在他看来,东方价值同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相匹配,而西方文化的认同优势只能在工业化状态以及半工业化半信息化的状态中维持。因此,我们需要从后现代的观念而不是从恢复传统的观念上去认识和发掘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说:“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法国人会更法国化。”

  在人类全球化的同时,文化的个性也将得到彰显。

  西方文化制造的环球嘉年华告诉我们,追求快乐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那是全人类的本欲。

  认真地对比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我们会发现,不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不论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其终极内容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博爱、宽容、平等、快乐……

  只不过,在各自文化的发展当中,在社会财富不均衡分配的情况下,在相互之间缺乏熟悉和融合的环境里,它们发生着摩擦。

  这种温情的摩擦主导着我们的观念,主导着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生存的环境中,我们需要对这种文化融合的大趋势的真正认知。

  认知需要智慧,智慧体现在眼光。摩擦时代不是告诉我们一个客观存在,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

  在转型时期,现实中存在很多问题,未来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正确的方法和角度。

  我们的报道宗旨也正在于此。

  比如,面对各地区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的政策就不能简单的一刀切;比如,面对文化价值的多元取向,我们的制度设立就要首先辨明主流文化,要具备一定的超前性;比如,面对后现代的新经济文化,我们就不能盲目地用工业时代甚至农业时代的办法去管理。

  用摩擦时代的眼光,任何矛盾冲突都是正常的,都要正视,都不必惊慌;用摩擦时代的眼光,任何管理和疏导都要在文化融合的前提下进行,并以文化融合为最终目标;用摩擦时代的眼光,任何新生事物,只要它得到了众多人的崇尚,一定有其内在的文化根基,即便它和某些群体的思想发生了冲撞,也要谨慎对待。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头脑中的文化风暴,这场风暴将会浸透我们的经济、浸透我们的企业、浸透我们的生活。从人类文明的视角去看待现实和未来,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事情了。

  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生活在摩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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