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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普通民众，我认同郎咸平教授所披露的一些事实，也乐观郎咸平事件及其相关争论的积极效应，因为多数学者相信郎咸平“诊对了症状”(尽管“开错了药方”)。这种舆论上的合力至少可以促使政府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会更多地考虑程序公正、关照多数人利益，甚至可能推动相配套的政治改革。即使是一些出于激动而附和郎咸平的情绪化观点，我认为也自有其价值。
然而，最近事态的发展，让我对郎咸平事件的负效应感到担忧。一些学者联名发表了“挺郎”声明、几名学者上书有关机构，建议禁止管理层收购。我有些担忧，这会将这场争论的方向从“如何实现程序公正的产权改革”引向“要不要产权改革”上。
关于国企的根子问题，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尽管对经济学并不十分熟稔，但以个人的经验和常识，我也知道国企要面对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虽然它在理论上有一个全民的所有者，按道理，我也是所有者之一，但我从来没有从中获得直接的红利，也不能转让我手中这份理论上的股权。相信以产权明晰化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是政府和学界的共识了。这次由郎咸平引发的争论，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产权改革过程中的程序不公正问题受到集中的关注和抗议。一旦这种对程序不公正的抗议演变成对产权改革本身的否定，争论就变了味儿，不能不引起关心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注意了。因为否定产权改革，结果无疑就是要维护原来僵化的体制逻辑，如果这一主张强大到足以影响政府决策，则艰难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可能会踌躇不前。因此，在这次郎咸平事件的争论中，对郎咸平观点持谨慎态度的一些经济学者的声音就显得特别可贵。我期待更多的主流经济学者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出来说话，至少可以平衡主张取消产权改革的意见，也可以消弭部分网民对郎咸平观点的情绪化附和。
对国企改革，产权不明晰的经济体制，已行之不通，产权改革不能停；而且，要以程序公正、能得到民众认可的方式推进产权改革。
□吴钩(广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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