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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民工长期性压抑一年多连续奸杀四名女子”、“七名民工爬塔吊为讨薪”、“为200多元工钱讨薪民工锤杀工头家人”、“因小摩擦大打出手一农民工受伤后称不值”等新闻，我们不时见到。
在这类新闻中，“欺骗、自杀、跳楼、爬塔吊、赌博、强奸、抢劫、讨薪、性饥渴、讹诈、偷窥、械斗、口吐秽言、不可救药、素质低下、馋嘴……”成为描述农民工形象的
常用语。
农民工是弱势群体，新闻媒体理应是农民工群体利益的维护者，而且多数媒体也的确把焦点对准了他们，义务帮其讨薪、关爱其健康、关心其子女等，切实维护了农民工的利益。但在有些慷慨好心的糖果里，却往往包含着刻板成见的毒药：农民工就是乡巴佬，永远不可能如城里人那样文明、聪明、高人一等。
这种偏见潜意识地支配着一些媒体在妖魔化农民工形象，在社会语境内制造可怜、无助、无知、没有教养、卑下、邋遢、低人一等的农民工形象。
可悲的是，一些媒体制造的农民工形象，已在公众中扎根。笔者发现，在关于农民、农民工话题的街谈巷议的话语体系中，除了“艰辛、勤劳”，同时，“卑下、非理性、低人一等”也成了农民工的代名词。
妖魔化或丑化某人、某个群体、社区、国家的形象，就是不顾事实、不加分析贴上恶的标签，用舆论之棒一棍子打死，使其失去辩解的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种宣传策略在二战期间各交战国之间，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经常被一些国家的媒体使用，为国际间良好的交流人为制造隔阂和矛盾。不幸的是，一些媒体在道义上援助农民工群体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妖魔化的策略运用到农民工身上。这是偏见导致的媒体的悖论和悲剧。
不可否认，由于教育程度、文化程度、家庭教育等原因的影响，农民工身上存在着许多城里人看不惯的生活习惯和习俗，但这些习惯却是他们生活经验的积累，是社会的赋予，而不是他个人赋予自己的“个人文化”。社会要现代化，农村要城镇化，农民工要随乡入俗，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要废除。在此过程，城里人、媒体应帮助农民工、教育农民工养成城市所要的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不应该嘲笑、丑化他们原有的适应田园生活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在城市和乡村间制造新的城乡文化二元的对立。
有人说，农民落后在于文化观念，这有一定道理。但农民落后，农村落伍，农民(包括农民工)、农村被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妖魔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继忠(山东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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