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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新京报》刊发《郎顾案：谁代表着主流》。
对作者鲁宁先生的一些观点，笔者不能赞同。
在郎顾案的争论中，笔者认为有三个主要命题：效率命题、公正命题和停止MBO(管理层收购)改制的问题。但很多人似乎更喜欢宏大的“主流”是非，而对基本层面的东西却予
以回避。
鲁宁对现有以MBO为主要形式国有企业产权改制的认识，未免过于乐观。以MBO为主的改制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进行的吗？迄今，郎顾案争论的双方观点虽然互不相让，但对于事实的认定却没有差异。而国资委最近颁布的规范国资交易的条例，虽说明确申明不是针对近期争论的，但可以看出意在防疏堵漏。因为在以“国内特色”的MBO为主的形式下，并不存在外来的买者和资金来源。
从其他转型国家的经验看，将大型国有企业交给内部人还是引入战略投资者改变产权格局，已有事实证明不同方法的优劣。比如波兰和俄罗斯。鲁宁文中的“代价论”，则涉及对效率命题和公正命题的看法，而且是倾向于绝对的效率优先。但公平问题是次重要或者考虑公平的方案就是次优方案吗？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定论，但有两点值得考虑：效率命题不是否定公平，“不得不支付”
不是不计损失的支付。这里的另一个命题则是民意。
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与东欧、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转轨过程中虽然屡有反复，但却是最有效率，也最为持久的。中国的转型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此过程中不停地反省，进而改进转型中的方法和措施，充分注意到了改革的速度和节奏，改革之中有内生的推动力。
中国在改革之初创造“价格双轨制”成功避免了转轨过程中的产量下降问题，而乡镇企业的兴起奇迹般地消除了建立私有部门过程中的法制缺失和政府俘获的影响，避免了一般认为不可避免的东西。
改革设计者的能动性和中国的实际避免了很多看起来“不得不”支付的代价。如果说国企产权改制中“代价”的大小如何不得而知，现在也至少不是坐视“代价”增长的时候。
经济学家的争论是本着解决问题、造福社会的理念，争论的关键不是谁是“主流”或什么是“主流”，更切忌以“主流”压人。有问题必然要有解决的办法，如果争论无意义，而单以“必然”“不得不支付的代价”说事，要经济学家何用，要公共决策何为？
□吴敏(北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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