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11)

　　 第1页: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1) 第2页: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2) 第3页: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3) 第4页: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4) 第5页: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5) 第6页: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6) 第7页: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7) 第8页: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8) 第9页: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9) 第10页: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10) 第11页: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11) 第12页: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12)

九、“国企出售中谁应当被善待？”

　　张维迎教授在前述《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的采访中强调——

　　“在国有企业出售过程中要考虑四个方面：一是‘往前看’，就是要看谁买了这个企业将最有助于提高这个企业的效率；二是‘往后看’，就是看给过去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的利益有没有顾及。我们一些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之所以好好做，是因为他们对国家还有一个善良的预期，相信国家最终会给他们所做的贡献以补偿的；第三要‘往左右看’，就是你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包括普通职工的要求；第四，你还要‘往上看’，看是不是合乎国家政府部门的要求、法律方面的要求。”

　　“这里面我要特别强调‘往后看’，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不论他们是在奥运会上为我们争得了奖牌，还是在市场竞争中为我们创造了财富。做不到这点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诋毁他们的贡献更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

　　将上面原话一个字一个字综合读下来，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张维迎教授“特别强调”“向后看”的内容，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如厂长经理之类的头头们，而不是什么“普通职工”，即使他们或许曾是什么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之类。张维迎教授呼吁社会“善待他们”，善待谁？善待“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大家不要弄错。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说，在张维迎教授的判断中，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没有“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只有“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才“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那么十分显然，张维迎教授立论(——“善待他们”)的依据根本就不是事实。

　　照我说，如果一定要谈“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如果“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在列，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就当然应当在列，而不是仅仅在“左右看”的“包括”中。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

　　因此，按照张维迎教授“向后看”、“要善待‘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的逻辑，那些为国有企业作出过贡献的“普通职工”也应当被善待(几乎忘记了——本人也应当被社会善待、补偿，呵呵)。但是，看看当今社会现实，大量静坐、“闹事”、无休止的上访人群中，究竟是“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的比例大，还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的比例大？绝对量根本不用比。我以为是前者。诸位以为如何？

　　那么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在国有企业出售过程中，究竟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需要善待，还是“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 需要善待？难道是“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天然而普遍地比“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要贪婪而不知足？

　　不要认为我不同意张维迎教授的“向后看”观点。我觉得，我们或许确实应当“向后看”——看看“给过去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的利益有没有顾及”。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撸吧。

　　要论为国企、国资作过贡献的人，除了“普通职工”之外，张维迎教授遗漏掉了一类似乎更应当特别强调社会要善待的人。以教授的出生和教授深厚的经济学分析功底，是不应当遗漏的。但是教授确实有意无意地将“他们”遗漏了，遗忘了。

　　“他们”是谁？

　　“他们”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民，以及解放后向人民共和国无偿转移或低价转让资产的民族资本家。当然，以教授的严谨，或许可以将后一类人排除在为国企“发展”作出贡献的人行列，因为他们只有基础的提供，以后或作为国企普通职工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为国企发展作出过贡献”而言，农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排除在外的。

　　张教授小时侯当过农民，本人以前也当过农民，张教授年龄比我长，但我们都应当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

　　在自社会主义中国建国以来以至到今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从来没有享受过国有企业职工一直享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资”和“退休金”，农民们也一直不在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社会保障基金”的覆盖范围之内，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农民却一直承受着国家有意安排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没有“商品粮”以及相对糟糕得多以及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国家机器为后盾，通过户籍管制，通过直接计划的财富分配，通过对社会消费和积累的强制性的计划安排，“抑农重工”，“抽农养工”，这样，农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勒紧裤带过日子积攒下来的财富，长期地、源源不断地流到了非农业部门——当然包括靠财政和国家银行支持的国有企业的资产中。几十年来，农民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到底作出过多大的贡献，这是一个艰难而巨大的课题，我无法给出具体数字，但我知道它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并且我们还应当考虑财富的时间价值。与农民相对应的是，多少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更别说“负责人”)却具有农民梦寐以求的东西——稳定的(高)收入、商品粮、医疗保障、退休保障等等。

　　有人会说，农民是辛苦，但是农民的劳动和贡献已经得到了报酬——生产队难道没有分给他们粮食？改革开放之后难道没有给他们土地种？呵呵，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排除农民、“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以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过去几十年分别有过怎样的辛苦又分别已经得到多少报酬和收入不论，如果说农民的劳动和贡献已经得到了报酬，难道“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以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他们的工作以至贡献就没有取得报酬或者还没有取够报酬？！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群体！别让我如祥林嫂一样分别对他们三方做对比罗列！

　　所以说，要讨论“国有企业出售过程中，应该往哪里看”之类的问题，以后千万别提什么“往后看”，更别追问哪些人为国企的发展作过贡献而没有得到“补偿”或“善待”，因为你“补偿”不起！如果农民上门索讨，国家不认帐，农民“闹事”，“鼓惑民众扰乱安定团结”的罪名恐怕也非我辈所能担待。

　　顺便一句，希望那些自认为学习过经济学或者哪怕知道一点经济学常识的老师或朋友，千万别这样来刁难我——“我怎么没有看到任何哪个农民将自己的土豆、小麦或人民币往中国任何哪家国有企业扛过！”以及“你江苏的农民与人家东北老工业基地有何干系”，如此等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