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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卖”吗？
国有资产逐步从竞争性领域淡出，国退民进，这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这是目前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也应该是张维迎和周其仁两位教授参与本次讨论的基础性观点。本人也一贯赞同。因此，大家不要因为本人在相关问题上对北大两位教授言论的商榷，进而大错特错地认为本人与最近发表“申明”的那十位教授在一个战壕里，虽然在少数细枝末节上与他们或有相近处。
书归正传。一个重要的问题，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卖吗？
我的回答是——，对于多数国企而言，“卖”将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且有的还得破产，关门大吉，因为作为企业股权有的已经卖无可卖，可卖的只是企业的资产。但是，站在国民经济宏观层面看，就中国未来企业的整体效率而言，国企改革的关键还并在于“卖”。
股份制是中国企业未来的主导所有制形式，这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在对控股股东行为没有建立有效约束和有效规范的制度体系之前，实施股份制，实施公司制，对于一国经济而言，简直就直接意味着大灾难，无论这个控股股东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主体都是如此。在这方面，国外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举不胜举。在中国，十多年的股票市场就是最好的证明。十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不当行为以至不法行为。对此感兴趣的者可以做一个实证调查，例如说服两大交易所利用现成的交易网络就上述命题对投资者做一次调查，操作十分简单，比如确定一个999999的虚拟证券代码表示“十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不当行为以至不法行为”命题，“买入”表示“不同意”，“卖”表示“同意”，来一次投票大调查，结果自然一目了然。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比较了解中国资本市场的话，这几乎不用调查。
更重要而关键的问题是，在逻辑上我们完全可以推定，在同样可以恣意侵害、侵吞中小股东权益而不遭受惩罚制度环境中，非国有的控股东将比国有控股股东更加贪婪，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乱来。一国之经济景况当然也将变得更加糟糕。可以几乎没有约束地依仗控股股东地位轻松攫取中小股东的财产权益，自然要比费劲从市场上赚取利润并按股份比例分红轻松得多，也有诱惑力得多。这是每一个不是极端有道德约束的“经济人”都会拼命去干的事情。——追逐利益是企业和企业家的天然本能。那些有深厚经济学理论功底的经济学家们，大概不会不认同这一点。
因此，在对控股股东和大股东行为缺乏行之有效的制约和规范的情况下，在缺乏包括本文前面提到的避免“贱卖国资”的措施在内的诸多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大力鼓吹通过“产权改革”实现“国退民进”，借用周其仁教授的半句话就是，“说得严肃一点，这叫”祸国殃民。当然，这里所殃之“民”决计不是那些挖空心思并已经安全地攫取到大量国资的“民”。
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或许是“卖”。但必须指出，即使仅仅在站在社会宏观经济立场看，(社会公正问题暂且不谈)，“卖”之前也必须考虑是否已经具备适宜于“卖”的环境。这是作为对社会负责的政府必须考虑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准备，则必须放缓“卖”的速度，并尽快建立和优化关键性的支持制度，例如前文所述之对大股东的行为规范等等。这也就是说，“卖”或许是重要的，但“卖”的环境、前提以及“卖”的规矩，应当比“卖”行为本身更重要。
总之，国企产权改革，“卖”必须要有“卖”的合宜环境，“卖”也必须要有“卖”的合理规矩。
以上即是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人(一些在此问题上被定性为有左派倾向的学者和没有什么经济学理论功底的普通大众)反对不重视制度环境建设，尤其是不重视对控股股东或企业实际控制人的行为制约和规范，只一味强调和追求“国退民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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