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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为“贱卖国资”？
国资流失有很多种形式。狭义的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的“贱卖国资”只是其中一种。因此，究竟什么是“国资流失”，笼而统之地说很难说得清楚。到目前为止，所有参与本次讨论的人虽然都认识到，如何界定“国资流失”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何谓“国资流失”做清楚交代。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对国企产权改革过程“贱卖国资”做一个大致的界定。
显而易见，“贱卖国资”之“贱”，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相对的基准至少可以有两个层次。第一是相对卖家的心理价位，特别是心理底价，这是单方面的、比较主观性的东西。国有产权不同于单一自然人主体之产权，其权益主体非常庞杂而不单纯——全民皆有发言权——不同主体有不同的主观评判，并且不同的评估方式结果也会大不一致，因此它实际很难找到生成合理“基准”的机制。目前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由政府主导的国资价值评估，很大程度只属于自己单方面的内部评估行为，至于潜在买方如何自我估价、买卖双方如何确定交易价格，以及能否达成交易等等，则完全是另外的、但不可忽视问题。如果国有资产之相关权益主体(当然包括公众)能够就所卖资产之自我评估价值协调一致，实际交易价格若比它低，则是“相对卖主心理价位”之“贱卖”。简单地说，如果卖方无法忍受这种贱卖，自可以选择不卖。
因此，出售国有资产，目前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尽快民主而科学地产生一个“形成卖方最低卖价”的合法程序。低于这个底线价格即拒绝出售。当这个民主、科学而合法的程序产生之后，相对卖主心理价位的“贱卖”便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杜绝。
依本人之理解，郎咸平先生反复呼吁和强调的“国退民进”过程中的法治缺失、法规缺失，至少包含以上“先确定游戏规则”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本人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值得攻击或批判的地方。
“贱卖”的第二个相对“基准”，也是更为重要的“基准”，是即时市场中确切交易标的实际可以卖的最高价。举例而言，有某项国有资产，通过前述民主、科学而合法的程序产生的国资最低卖价为1亿元，低于这个价格面谈，市场总共有三个买家对目标资产感兴趣，三者愿意支付的最高心理价位分别为1.1亿元、1.2亿元和1.5亿元。在理论上，该项国资的潜在最高卖价为1.5亿元。在现实中，由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竞买者之间往往也是信息不对称，大家互不知晓对方确切“底牌”，因此1.5亿元的理论最高卖价一般很难实际达到。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交易，绝大多数都是在买者意愿支付的最高心理价位以下成交。在这里，卖方可以选择一些特殊的邀约手段和招标手段，防止三人串通，防止自己的底牌泄露，进而让三者尽可能接近自己意愿支付的最高心理价位竞价。从现实角度讲，在众多可行的交易方式分别对应的最高可企及交易价格中，存在一个最高交易价格。虽然这个最高交易价格究竟是多少事先并不知道，但是可以通过逻辑和经验分析，大体知道在哪些情况下使用何类交易手段和技术可以企及“实际可行的最高卖价”。对于各种类型的国资出售，如果选择了这样的交易方式，则不存在“贱卖”；如果没有选择这样的交易方式，就必定存在“贱卖”。
综合看来，避免两种“贱卖”发生的关键，都在于基础性游戏规则的事先确立和选择。这正是目前我们的国有资产出让或交易中所缺乏的。这也是郎咸平、胡景北等众多学者反复强调的——国有资产出售过程中法治和规则缺失。
“贱卖国资”，对上述两种基准无论是“或”或是“且”的方式界定，本人都实在看不到“反对贱卖国资”以及“主张尽快确立合理有效的游戏规则”有任何值得批判或反驳之处。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相当数量的国资出让都存在“标的资产没有充分确切、公开”、“没有选择充分公开、充分透明和充分竞争的竞买程序”等严重问题。结果自然是标的资产模模糊糊，出让程序朦朦胧胧，加上全国几千万国有企业职工对自身的了解和心理评估，以及几亿国民对周围企业(包括国企)的了解和心理评估，公众没有理由不怀疑目前为止相当数量的国资出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贱卖”。
而就在本次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似乎最有发言权的国资委相关人士出来说，郎咸平所指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目前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现象。
那我们在争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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