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蔡定剑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后，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成为昨天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议程中的核心议题，说明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党的执政面临挑
战，如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改革执政方式，党对国家的领导将会日益减弱。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仅是党中央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更是每个党员(也应该依靠每个党员)可以参与讨论的问题。
政党执政是指政党通过宪法规定的途径和方式执掌国家政权，从而按自己的政治理念、纲领、路线、政策依法治理国家。所以执政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政党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国家政权，从而掌握国家的法律制定权和行政治理权。二是政党以具体方式和手段来治理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在这两方面都面临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200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宪法颁布2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任何政党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在宪法新修正案获得通过之后，胡锦涛随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对进一步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进行研究部署。执政党对于宪法的高度重视，显示出我们党对于依宪执政越来越有切实的认知与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革命取得政权的，而随着革命年代的结束，我们党也从一个革命的党转变为一个建设的党，这就需要它依宪法规定的方式和途径来取得和确认执政地位。宪法所规定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是选举，即通过选举把党的成员合法地输入到国家机关，掌握国家权力。在现阶段，这种选举主要就是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因此，党执政能力的提高，首先就要表现为具备在民主条件下参与选举的能力和水平，会依法律规则进行选举，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地位。不会运用选举、参与选举的政党，即使一时不存在失去政权的危险，也会失去人心。
过去，在计划经济和集体化组织的体制下，我们的选举也是计划性与指令性的选举，党的执政不会受到太大挑战。但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多元化，公民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也必然越来越凸显，今天再用指令性的选举、靠强迫命令或迂回法律掌控选举，已经很难得到认可。这也正是当前各级人大选举中选民和人大代表同选举组织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根由。当然目前这尚不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但是会严重影响执政权威。所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第一要义，便是我们党要学会在依法、公开、公正、平等、竞争条件下进行选举，并创造这种条件，提高自身竞选的能力。
执政能力平常的考验，则体现为掌握政权后政党对政府的管治能力与对社会的治理水平。当前执政党的管治能力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滥用权力的问题。单从我们的新闻媒体今年曝光的内容来看，某些地方政府滥用起权力来可以肆意妄为，随意侵害公民权利。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违法滥权的现象并没有被执政党自己及时发现、处理和纠正。如果不是被媒体关注，成为社会焦点，进而由中央高层下令查处，这些问题显然难以得到妥当解决。这深刻反映出有些地方政府的管治能力亟须加强。
二是政府效率低下，管理代价沉重的问题。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工作人员最多的政府，当然也是权力最大的政府，但其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却很不相称。因为众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都是“吃饭财政”，甚至很多基层政府已是负债累累。政府的目的本来是为民谋福利，而现实中我们许多政府却不得不首先为自己服务——公民辛勤劳动给政府交税，却被主要用来供养政府工作人员，这与政府的存在目的与价值是很不相符的。
三是缺少科学、民主的现代管理方法的问题。我国政府的有些管理方法和手段基本上还停留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靠传统的人治、政策、行政命令和运动等方式开展和推动工作。而腐败现象的蔓延说明政府的这套管理方法与手段是多么无力——在个别地方，一个分管财务的官员甚至是一个会计人员，都可以很轻易地卷走几千万甚至数亿元资金，这说明什么？说明缺少制度保障肯定就会漏洞百出。从1996年开始，国家审计署每年都要查出大量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都会知错就改，但如果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不断地重复同样的错误，发现了问题却缺少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会建立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这就说明我们的管理方法亟须改进。
为了加强党的执政治理能力，某些经济学者报告提出强化中央集权的对策，主张国家能力缺失就走集权之路。地方出问题，官员出问题，就走集权和加强上级监督之路，正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思维和制度运作。这种做法造成的恶果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
以历史教训为鉴，以全球经验为本，任何一个现代政党，要提高执政能力，首先必须要严格地依宪执政，通过人大代议制度，走宪政、民主、法治之路。上述党和政府管治能力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得到改善与解决：
滥用权力首先就是因为权力缺少规范和应有的限制，同时也是因为缺少真正来自公众的监督。在我们的政府权力体系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而每一级政府领导对公众的权力又无边无际。这样的政府与官员，很难不滥用权力。因此，防止滥权，提高执政能力，首先要通过法律规范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通过真正的民主途径真正发挥人民和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作用。事实证明，靠集中权力来加强对官员和社会的管治是行不通的。上面盯着下面、中央盯着地方的效果，显然不如让人民盯着政府和官员的效果好。这就需要执政治理方式的根本改变。
解决腐败问题，从根本上也要靠民主。比如买官卖官的腐败，很明显是因为某些人掌握了官员的升迁任命权。如果官员的任命权掌握在人民的手里，那官员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真正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另一个腐败现象高度频发的领域是政府公共建设领域，其间的权钱交易与政府公共财政制度的缺失紧密相关。公共财政制度是一种现代民主的财经制度，它包括预算的民主化和政府建设项目、政府采购以及土地等资源使用情况的公开化。这其间的步骤与内容，通过代议机关的辩论与审批，实现民主与公开，虽然最终由官员去执行，但被整个社会所监督，并有一套审计监督制度跟随其后，腐败的制度漏洞才能够被压缩至最小。
解决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实际上，现在由于政府权力资源巨大，已经吸引了不少精英人士进入政府工作。但由于政府管理制度仍存在问题，人才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很多精英也都在官僚机器中变成了官僚。因而公务员的选拔任用制度必须改革，建立公务员明确的责任制和科学的业绩考核制。
解决对地方管治能力问题不能靠一会收权、一会放权，而要依靠宪法明确分权并建立起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靠违宪审查制度调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种非常高超的执政艺术。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社会，它的政府是个权力最有限但却最有力、最有效的政府。这样的管治能力，靠的不是总统(总统没有权力对各州发号施令)，更不是军队和警察，而是联邦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由他们按宪法的价值观来裁决人民的纠纷，审查判断州和地方是否违反联邦的宪法和法律，以此保障人民团结、国家统一。当然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从世界一切先进政治文明成果中寻找借鉴与参照，对于今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制建设而言，应该是增强执政能力的题中自有之义。
虽然以上所论都只是从大的层面着眼，但我们应当明白，依宪法执政，通过人大代议的途径，以民主法治方式治国，是增强政党各项执政能力的根本途径。这必将涉及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建设。所以，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探究执政能力为重心，值得举世高度关注。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