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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者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青岛海尔、TCL集团等企业，引爆一场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除了普通网民和媒体，大量在方方面面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纷纷主动或被动发表自己的意见。
显然，这是近年来学界爆发的一场最激烈的辩论，其层次之高及所涉及问题的重要性，似乎远远超出当年的股市大辩论、对日外交政策大辩论等。学术良知、知识分子的独立
性、经济学家的责任，这些词眼一再被人们频繁提及。
尽管如此，这仍不是一场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是对公众说话。可以说，这是一场重大的公共政策辩论。经济学家发言的形式和语气本身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辩论进行至此，已经清晰地把经济学界的分歧暴露在公众目前：一方曾积极参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案的设计(不管是在政策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他们以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成就来捍卫国企产权改革的合法性、民营化的正当性；另一方则更多地具有一定反思和批判色彩，他们以民众和国家利益的代言人的角色相期许，而对改革的成果提出建议、表示忧虑。双方的知识谱系和所持观点截然不同，因而，其中不乏情绪性的言辞。
这种情绪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辩论双方都认为，他们在争论一个对未来政策选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那么，顺理成章地，人们有理由期望，它会更深入一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引发一场重大的公共政策辩论。这也正是郎咸平的心愿。他已经声称，如果他失败了，不是他自己的失败，而是国家的失败。这话虽然夸张，但也不乏道理。
即使是批评郎咸平及其同仁、肯定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也或多或少地承认了反思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政策的必要性。他们也承认，在产权改革过程中，确实存在官员与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管理层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事情。他们尽管不同意郎咸平等人提出的停止产权改革的主张，但也同意，确实需要注意改革过程的透明性和公正性。透过纷乱的辩论，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地说，这是本次辩论的一个底线共识。
郎咸平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近来不乏激情的辩论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而民众也已经对相关问题形成了某种期待。这样的民意是决策者所不应忽视的。对于政府决策者来说，在考虑政策方案时，当然不能趋向于极端，而应保持审慎，寻求中道。可以说，争论双方的这一底线共识，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中道。当然，要将这一共识真正变为公共政策的调整，还需要在更大范围和相关框架内展开政策辩论。
如果说，此前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政策存在什么需要反思的地方的话，那么，其中一点就是，在决策过程中，还缺乏某种公共性。也就是说，不少利益相关群体无法参与相关政策的辩论，不能将其利益诉求表达并被最终的决策吸纳。因而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抱怨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过程中任何微小的过失和错误，都能够被人们放大，并激发出强烈的反应。
因此，如果有可能调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政策的话，我建议首先从决策程序上让方方面面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也是由我们所要处理的事务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国有资产是公共资产，既然国有企业是公共企业，则关于国有资产的决策，也就当然是公共决策，公共决策的意思就是让各利益相关群体参与，而非政府单方面说了算，即使政府的方案是正确的，也需要以正当程序予以保证。
从这个角度看，这场争论，也许是经济学家最后一次对公共政策发挥重大影响。如果说，以前的改革更多是摸着石头过河，因而，某些决策是在缺乏规则和公平意识的情况下，主要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制定出来的，那么，未来的决策可能需要始终以法治民主框架为其依托。这并不是说不要效率只要公平，而是说，我们需要正义的规则之下的效率。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需要的是理性和审慎。因此，假如经济学家或民众希望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艰难问题，则就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一些经济学家正在以偏激的理念激化人们的情绪，并且提出某些极端的主张。这是无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的。
□仲秋(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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