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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江南时报》报道：新学年伊始，来自南京浦口区的姚同学在开学那天并没有住进1200元／年的公寓楼，而是与几个同学住进了500元／年的专门为贫困学生安排的宿舍，即所谓的“贫困生楼”。在扬州大学，像她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其中包括新生、老生还有研究生。扬大一位工作人员说，“贫困生楼”很受贫困生欢迎，但也存在不同的声音。
第一个使用“贫困生楼”概念的尚不知是谁，也许是贫困生的自嘲，也许是一般学生的玩笑，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
大学生在校有偿住宿，首先是也主要是一种消费行为。包括学生在校就餐，其在校的消费与校园外的大众消费并无任何本质区别。以现在各式的茶楼、咖啡厅为例，既有高档的，也有中低档的，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仅仅把进什么档次的茶楼、咖啡厅看成一种消费偏好，并没有人将低档茶楼、咖啡厅称为“穷人茶楼”、“下等人咖啡厅”。为什么一种普通的消费选择行为到了大学校园，就变得如此敏感和复杂呢？
大学生已具备相当成熟的认识、判断能力。正像整个社会对贫富差别、消费档次予以充分的“认同”与“宽容”一样，按说大学生也早已习惯了人有贫富、消费有档次高低的社会现实。对一些来自偏远农村的贫困大学生来说，大学校园生活也许已明显高于其原来的家庭生活，说不定其满足感、幸福感会远远超出那些来自殷实富裕家庭的学生，加之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哪来那么多的自卑、压抑、失意与被歧视感呢？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消费档次的敏感、对贫困的忌讳以及由此诱发的各种负面心态，并不是贫困生在进入大学前本身固有的，而是某些不健康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健康舆论氛围强加的。这些不健康意识以及舆论，也许恰恰不是出自贫困生，而是其他一些人。
近年来贫困大学生身上的各种问题，例如孤僻自闭、拒绝捐助、刑事犯罪等，其实相当一部分与贫困并无直接关系，但人们却总是喜欢往贫困二字上联系。这不仅是一种舆论的暗示和误导，甚至是一种舆论的强奸行为。
平心而论，许多与贫困大学生有关的舆论观点的“始发”者，其动机也许是十分善良的，但客观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适得其反。究其原因，一是判断以及表达本身存在某种偏差，要么因缺乏调查研究而缺乏客观性、准确性，要么出于观点标新立异的需要而有所夸张或极端；二是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用计划经济年代沿袭下来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观念、思维方式和是非标准来判断、分析今天的社会和事物。
假如发生在扬州大学的“贫困生楼”效应以及与贫困大学生有关的舆论氛围带有某些“人为”的痕迹和主观的因素，那么，这些痕迹和因素还是早些消除为好。关于大学生贫困与富有的舆论，应该淡些、再淡些。淡了，不啻于是对贫困生心理的释压、心灵的解放；淡了，恰恰是对大学校园“平等意识”和同学关系融洽的一种维护和保护；淡了，甚至是对健康的大学校园文化一种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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