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 力
为治理教育乱收费，江西省吉安市最近一下子从社会各行各业中聘请了539名学校收费监督员。我在为之啧啧赞叹的同时，也有些疑问：学校有没有乱收费，学生家长应该是最一线的监督员，教育部门为何不充分发挥这最广大群体的力量，却要舍近求远？
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若学校把学生当“人质”，为了“人质”安全，就是接连吃上“几刀”，有多少家长敢破着胆子监督？据《新京报》9月2日报道，为了遏制教育乱收费，北京正式下发了“一费制”收费方案，然而，仍有部分学校理直气壮地收取“一费制”以外的费用，且美其名曰“自愿”，众多家长们不都乖乖地如数奉上？
当然也有豁出去的。我就认识这么一位学生家长，两年前因为乱收费的问题，他把孩子的班主任当面质问得说不出一句话来，班主任搬出校长解围，他又把校长问得恼羞成怒。结果是，尽管他的孩子有幸成了所在班级里惟一没有被乱收费的学生，但每天下午放学回来，就得逐字逐句背《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位家长说了：要时时预防人家“打击报复”。
家长监督有难度，那么从社会各行各业聘请监督员是不是就能立竿见影呢？难！因为这些监督员当中，有多少身肩学生家长和监督员的双重身份，没见“牵头”此项行动的教育部门统计公布。即便监督员真能铁面无私地对“聘请”方“六亲不认”，教育部门会不会因为和学校有着相互关联的利害关系，而官官相护堵塞监督通道，或把相关的举报消化在内部，“化干戈为玉帛”？
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些年来，单是有关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各种文件就达数百份，时至今日，却遏制不住乱收费，以至于教育乱收费连续居价格举报之首，这究竟是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束手无策，还是那些乱收费的学校有人撑腰而无所畏惧？
对此，从山西省平陆县一位教育局长的话中可以窥见一斑：2002年秋天，该县一些学生家长反映“一费制”的规定在他们那里成了一纸空文，不少学校巧立名目擅立收费项目，自行提高收费标准的情况有增无减。记者闻讯后采访了该县教育局局长，得到的回答是：平陆县是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教育经费缺口很大，不向学生家长收费“没办法”。
好一个“没办法”。如果说“经费缺口”公然成了乱收费的由头和借口，一些学校的乱收费甚至是因为教育局推波助澜“给政策”才收的；那么，到了广东省化州市，教育经费竟是被当作奖金发了。据报道，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在对化州市2002年至2003年6月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分配、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时查出：掌握着地方教育经费分配权的该市教育行政机构里的十几位官员们，连对该市中、小学生的体检费、学杂费都不放过，私设“小金库”并进行集体和个人私分，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面对这些教育官员在异化的权力下扮演的角色，你能说教育乱收费泛滥的某些根源和教育部门无关？某些教育部门的官员不是乱收费的最大受益者吗？
治理教育乱收费，任重道远，绝不是一朝一夕的摇旗呐喊就能奏效的，它需要长期不懈的高度重视和无隙可乘的防范措施。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治理乱收费，依赖地方教育系统的“牵头”和内部监察，是靠不住的，哪怕聘请了再多的监督员，也防不胜防。而只有强化“中立”力量，从外部来突破，让部门利益无法不服从公共利益，才能切断部门利益、既得利益者这些利益共同体所构成的乱收费梗阻。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