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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张贵峰
辽宁北票市，作为该省的十大省级贫困县之一，人口不过18万，并且面临传统煤炭工业明显衰退，城市经济转型的严峻发展形势，但最近该市却打着为“招商引资并满足群众的业余文化需求”的旗号，斥资800万建设了一个占地30余亩的豪华广场。为这，烈士陵园甚至也要让道，被搬迁到15公里之外的荒山上；更为荒诞的是，由于财力不足，建好的广场养
不起草坪，小麦竟然成了替代品。对此，该市城建局一位负责人的解释是，“主要考虑绿化的社会效益……”(《北京青年报》9月8日)
城市广场里种小麦，并且绿化出“社会效益”，如此匪夷所思的现实与理论，也算一绝了。但我们的问题是，这效益究竟是谁的效益？“效”从何来，“益”自谁出？
贫困地区，财政紧张、要用钱的地方到处都是，即使建广场有必要、有益于改善投资环境，但它是最需要、最迫切的吗？一定得弄得那么豪华吗？破败的火车站，“地面开裂”、市政条件恶劣的居民区，哪一样不比一个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广场更值得花钱改善，更能体现真正的社会效益？就业形势那么严峻，起居生活环境那么局促、逼仄，市民们又能在这豪华空洞的广场里“休闲”“娱乐”出什么？他们会对如此鲜明的反差作何感想？为了政府门前的形象，烈士们的安息地也被打发走，逝者灵魂能否安宁，生者何以面对祭悼？所有这些，是否也是一种社会效益？其中效益含量的高低、正负是否也值得政府予以关注？
如此看来，所谓社会效益，有时候不过就是一些地方当政者手中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有没有效益、有什么效益、有多大效益，都由着他们自说自话、自问自答了；反正这“社会效益”是由不着“社会”来评价的，因为在领导们看来，他们就是“社会”、就是效益的最权威裁判者，说穿了，社会效益也好、公共利益也罢，最后都要归结为政府的形象效益、领导的政绩效益，才算“真正的”效益。
近年来，在政绩冲动下，插着“改善投资环境”、“为民办实事”幌子的各种“工程”可谓方兴未艾，国家的相关针对性规范、整治措施也没少出台，如今年2月国家四部委就为遏止滥建广场专门下发了通知，规定20万人口以下城市广场面积不得超过1公顷(15亩)，可为什么这些文件措施总不能被切实落实呢？
显然，这已不是简单的一句政令不畅、管理不到位就能解释得了的问题。一些地方领导之所以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总将个人的政绩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背后是有着更为深层的领导体制原因的：领导者的权力不能被很好制约、常常突破公益边界，异化为私利工具，这种制度性的权力腐败，在损害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伤及党的执政能力。近日，中央决定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被列为重要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深入，党的执政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来源：人民网 2004年09月09日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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