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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魁
郎咸平先生关于国企改革的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产权改革是不做研究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造成了很大祸患，所以应该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由于郎咸平先生很喜欢强调自己是经过了美国名牌商学院严格的科学训练，治学严谨、推理缜密、说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而国内多数学者却不是这样，所以不少人对郎咸平先生的这个“著名论断”信以为真
了，以为国企产权改革真的错了、应该停止了。
任何对中国改革历程和改革决策过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某些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而确定基本方针。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国企改革是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高度结合的产物，是党和政府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党中央就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对国企改革的方向是看不清楚的，国企改革也在探索中走过了放权让利、承包制与租赁经营、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股份制试点、中小企业出售及股份合作制等多个阶段。因此，关于国企改革这么重大的、严肃的方针，绝对不会改变。
的确，在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国资流失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政策得当，国资流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防止的，而且国资流失的现象在现实中也越来越多地得到纠正和克服，毫无根据地夸大国资流失现象、以国资流失为理由来终止国企产权改革，都是不允许的。
国资流失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国资交易不公开、不竞争。但是，只要实行公开性、竞争性的国资交易程序，国资流失是可以有效避免的。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议，其实还涉及到对国资质量的判断以及对改制成本的支付。许多国有企业在帐面上有几亿的国有资产，其实，那几个亿的国资有可能许多是几年都收不回来的应收帐款或者是在仓库里放了几年的存货，是大量的不良不实资产。另外，改制时还要进行职工身份转换、剥离非经营资产、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实现社保并轨，等等，需要支付巨额的改制成本，而目前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用本企业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成本，所以大量的资产都在这个过程被抵扣掉了。而郎咸平先生是如何得出国资被侵吞很严重这个结论的呢？他说：海尔这样的企业都是如此，随便找几家都是如此，其他企业的情况可想而知。难道这就是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严谨推理方法？
由于国企改革也带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色彩，俄罗斯可以说是一部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但根据我对中国国企改革政策的理解以及对国企改革进程的观察，中国不会“俄罗斯化”。俄罗斯实行的是“大爆炸”式的私有化，在缺乏充分讨论、充分准备和充分共识的情况下，匆忙地进行“券面私有化”，实际上是将国资分掉。而中国国企改革进行了长期探索、实践和充分讨论，也根本不是把国资分掉。中国的国企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非常注重改制后企业如何发展壮大、如何一并解决社会保障、妥善安置职工等问题，这是俄罗斯根本无法相比的。中国一些民营企业或者一些原国企高管通过改制而积累了财富，如果没有犯罪、没有掠夺国资，而是靠盘活国资而积累了财富，那我们就千万不能“仇富”，反而应该祝福他们，希望他们的财富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寡头”。
由于国企改革非常复杂、非常艰巨，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所以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研究，也有过学术争论。但是这一次争论远远超出了学术边界。如果你自己超出了学术边界，那么还用“学术尊严不容践踏”、“学术自由不容侵犯”来对付别人，是不应该的，这样做是对学术尊严和学术自由的滥用。应该说，由于经济学家在中国受到了不正常的追捧，一些经济学家不仅仅是个学者了，而是成了公众人物，他们说的话会产生社会影响力，所以更应该自重。在以学者的方式进行研究、以学者的身份对社会发表言论的时候却应该有超乎寻常人的理性。
总之，改革进程中的确有阴暗面，但是我们对待阴暗面的办法绝对不是停止改革，而是要靠进一步改革来克服阴暗面。要通过法治、宪政等方面的改革来防止“权贵市场经济”、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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