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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放
重庆市渝北区委、区政府决定公开选拔全区范围内的村干部。他们并不隐晦自己的政策导向：在具备“德”的前提下，把竞选者自身的致富能力和带动他人致富的能力作为选拔的重要标准。(中国青年报8月19日)拥有公司年产值2000多万的富人桂升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为该区双凤桥街道田村的村官的。像他这样“富而仕”的村官在重庆市的农村并不
鲜见，有关人士预测将会有更多的“富人”迈入“村官”行列。
这些“富人”不但有政府层面政策的倾斜支持，也有呼声很高的民意基础。不管是政策还是民意，对“富人”的一个基本诉求是带动更多的人致富。但是“富人”能带动他人致富的这个命题还没得到证明。虽然眼下富人效应的确起了作用，他们对经济的促进也是不容忽视的。但其带动作用在短时间内依靠的是他们自身的财力，如果时间长了，能不能促进村民经济持久的发展，还是一个未知数。也就是说，民众或政府的意愿的实现与否，都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
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富人”在其经济发展后对政治资源的诉求。一些企业家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的光环。新闻报道中也不鲜见富人通过一定手段获取政治资本的例子。富人谋取政治资源，既有对其财富合法性的隐忧，又有政治权利的进一步诉求。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在社会法制进一步健全，私人财产写进宪法进一步认定其合法性的状况下，担忧应该是多余的。而对政治权利的诉求，社会中任何一群体都有这样的诉求，想进一步为所在的群体争取更多的权益，富人也不例外。
不过，笔者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和防范这种政治权利诉求的异化。所谓异化，是其政治权利诉求目的达到后，而利用政治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点显然是很可怕的。这也是“富人”村官的另一面。山西一些煤炭富翁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不官而官的政治资本，使得山西煤炭的私挖滥采屡禁不止，矿难、真刀实枪的资源抢夺战、黑窑也就不鲜见了，代价是损失更多的生命，国家财产的损失也是无法衡量的。类似的例子应该不少。
因此，防止权利异化，防止政治公器的私利化，应该是村官富人化的前提。保障更多群体权益的不受侵犯，实际上也应该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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