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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当理论界还在为国营企业改革的方向争论不休，而政策制定者也举棋不定的时候，广东省顺德市已经悄悄地完成了一场产权革命。这场革命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一个“卖”字。以前，顺德是以乡镇企业闻名于全国的，涌现出了诸如美的、科龙和万家乐这样家喻户晓的企业。自1992年以来，全市近7000家市属和镇属的国营和集体工商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出
卖或出租给了企业职工或管理层。转制刚开始时，企业以卖给全体员工为主。但是，许多员工由于对企业信心不足，不愿意买股份，或者是买了也很快卖掉。美的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1992年底转制时，美的采取的是全体员工持股的转制方式，股份由总经理的20万股到一般员工的5000股不等，每股一元。许多员工对企业前景的信心不充分，以等额价格将属于自己的股份卖掉，引得许多外地人纷纷到美的购买股份。谁料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美的股票在国内上市，股票价格一路上涨，当初卖掉股份的员工后悔莫及。另外，全体员工持股仍然没有彻底地消除以往集体或国营所有制下产权不集中的弊病。在分散的产权安排下，企业经理所扮演的仍然是代理人的角色，因而必然要出现一个对他的监督问题。另一方面，产权的分散也意味着权威的分散，以往国营、集体企业里相互制肘的弊端没有解决。最后，全体员工持股还带来搭便车的问题，因为，即使我不好好干，到年终时我仍然可以按股分成。因此，在汲取改制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顺德的改制多以买或租给管理层为主。有人可能会对这种回复原始的资本主义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它不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潮流。但是，我们将看到，在顺德，正是这种原始的资本主义造就了一批真正的企业家，也淘汰了一批不称职的企业家。让我们先从顺德如何把企业卖给管理层说起。
卖与租的差别是前者是把整个企业，包括机器设备、厂房、土地等一起卖给管理层，后者是政府保留对厂房和土地的所有权，企业管理层买断机器设备，并租用政府的厂房和土地进行生产。出租适用于净资产较大或管理层无力购买的企业，转卖适用于净资产较少或管理层有足够购买力的企业。对于净资产是正值的企业，管理层需要用现金分五年买断这些净资产。对于那些净资产是负值的企业，政府将其全部净债务背起来，管理层则需在五年内购买企业总资产的百分之十五。同时，政府相应地额外负担同等数额的债务。两相抵消，从长期来看，管理层没有花一分钱就得到了企业的所有权。但是，在短期内，他们必须出资购买企业总资产的百分之十五。顺德人的聪明就在这里。一家亏损企业实际上是白送给管理层的，但在短期内，管理层必须拿出自己的钱来玩。玩得好，不仅可以回本，而且会增殖；玩得不好，企业倒闭了，那就血本无归。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钱不是小数目。我采访的一个厂，总资产二千万，转制时处于亏损状态。管理层三个人，必须每人拿出一百万元，凑齐三百万元来购买总资产的百分之十五。如果这个厂一路亏下去，以至于最终倒闭，这三百万元投资就算白丢了。然而，改制一年，这个厂就开始赢利。和我交谈的江西来的年轻副总抑制不住对未来发展的憧憬和喜悦，并告诉我，他很快将自己盖一幢住宅。看来他那一百万不会亏掉。
然而，并不是任何企业在转制之后都有良好的发展。转制剪断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脐带，把它们一股脑地抛入到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去。一些能够驾驭风浪的企业生存下来，另一些则被风浪击沉。我在采访中遇到一个商业行业的经理，他的企业在改制之后不到一年就垮掉了。他只好在另一家小厂谋生，并因此对改制大有微词。可是，此人和我交谈时连完整的思想都无法表达，他的企业倒闭该是命中注定。
如果要对企业家下一个通俗的定义，那么，企业家就是那些敢于用自己的钱去冒险的人。顺德改制过程中“卖”的精妙之处也就在于此。当然，顺德人自己未必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顺德转制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的。在以加工业为主导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顺德可谓一枝独秀。它的经济支柱是本地工业，并以市办、镇办和村一级的“带红帽子”企业为主。在八十年代，顺德就走上了一条以家电为主导产业的发展之路。“万家乐，乐万家”，“容声，容声”，汪明荃的广告让万家乐热水器和容声冰箱的名字走遍大江南北。进入九十年代，美的、科龙、万宝等大企业相继崛起，成为顺德经济的支柱。但是，在辉煌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几乎所有的乡镇集体企业都具有和国营企业相同的弱点，这就是预算软约束问题。在发展初期，这个问题还没有积累到足以引起重视的地步。到了九十年代初期，随着新的一轮经济扩张的开始，企业的盲目借贷投资对各级政府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几乎所有这些贷款都是由地方政府担保的，一旦企业无法归还贷款(事实上，它们当中的大部分也没有打算这样做)，政府将背上巨大的包袱。同时，由于企业是集体或国家的，企业领导层可以放开手脚大玩一把，因为赔了是国家的，赚了是自己的。预算软约束和企业领导的不负责任使国家资金无声无息地流失了。顺德人把这种现象称为“流血”，而改制则是“止血工程”。因此，与其说顺德改制是一种有意识的创新，还不如说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对旧体制的一种突围。然而，“流血”并不仅限于顺德一地，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为什么其它地方没有想到突围，或者即使突围了，也半路夭折？
我想，这里有两个思想方面的阻力。一个阻力是认为改制导致国有(集体)资产的流失。这种想法不仅地方干部有，理论界、知识界更有。但是，持这种想法的人没有看到，国有资产早就在流失了。也许企业的设备、厂房还在，可是，国家宝贵的资金却通过无效的贷款大大地流失了。另一个阻力是不愿意看到国有(集体)资产落入私人之手。这一方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嫉妒的成分：“凭什么经理们就可以得到国家(集体)的资产？”但是，即使不改制，经理们也在享受国有(集体)资产的收益；而且，由于这些收益的不合法性，经理们只能私下以非常的手段来获得它们，而这些非常手段往往带有破坏性。经理们的这种行为产生于两个不对称性。一是国家(集体)所有权与经理控制权之间的不对称性，另一是经理控制权与其收入权的之间不对称性。在这里，关键是经理的控制权。掌握了控制权的经理一方面具有追求相应收入权的冲动，另一方面有缺少对所有权的责任感。两相叠加，便产生了腐败。
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在企业所有权、控制权与收入权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平衡机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两种这样的机制。一是三权一体的原始私有制。这种制度的好处是财产所有人掌握一切权利，因而也不存在监督和激励问题。另一种是通过股票市场实现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在这种制度下，监督是通过股票市场和与之相联系的经理市场实现的，激励则是通过与控制权相一致的收入权达到的。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还未发达到可以接纳多如牛毛的中小企业的地步；况且，与股票市场相适应的监督机制倘未完善。因此，采用第一种机制，即原始的私有制，是必然的选择。
有人可能要问，经理们在改制前把企业弄得一塌糊涂，把企业白送给他们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首先，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过去的失败的根源不是在于谁当经理，而是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其次，这里有一个“向后看，还是向前看”的问题。向后看，我们看到的是企业资本存量被送给了管理层。这样一看，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顺德的企业改制。但是，如果我们向前看，则顺德的改制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向前看意味着过去的失败是政府必须接受的一种沉没成本，不应该再去追究(这里有点儿像博弈论里的序惯理性)；更何况，这种失败是制度造成的，追究起来也只能追究制度的不合理性。同时，向前看使我们看到，倘若不改制，政府(间接地，全体公民)会因为企业越来越烂而背上更加沉重的负担，损失将更大；改制至少使政府免于背上新的负担。再者，企业资产并没有毫无报酬地损失掉；而且，顺德的经验告诉我们，资产到了私人手中之后得到了更有效的运用，整个社会的饼因此被做大了。在顺德，从政府官员、企业家到普通百姓，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私人资本即是社会的资本，因此不应该受到歧视。
这种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在采访中多次向当地人提出这个问题。许多人的回答是：这与政府领导的决心有关。如果把这个回答翻译成学术语言，我们大概可以说：顺德改制的成功得益于市政府有意识地对新的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的投资。在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强调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所谓社会资本，即人们有意或无意之间建立的一种人人可以同等受益的共识或不成文的行为规则。海外华人之间相互的借贷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一个典型例子。但是，由于建立在个人之间互惠的基础之上，社会资本可能是脆弱的，同时也难以在短期内建立起来。制度资本是组织和以组织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和社会共识的集合。它与社会资本的不同之处是包括了组织。组织好比制度资本的硬件，而行为规则和共识则是它的软件。相对于市场而言，组织的特点是其成员受其规章制度或领导的强制。通过强制，组织为制度资本的软件提供制度化的保障。正因为此，制度资本可能比一般社会资本形成得更快，并且更加稳定。
顺德有益于改制的制度资本是通过市政府自身的改革而确立的。早在1993年，顺德市政府就完成了机构精减，党政机构由原来的四十九个减少到二十九个，党政人员由一千四百人减少到不足九百人，真正做到了小政府运作。政府真正做到了政企分开，养成了不过问企业经营、一心一意做社会事务的习惯。顺德市长已经多年不用手机了，因为没有企业来找他批条子。市政府强调行政的公开和公平性，它出版的《顺德政务》，在我们住的旅馆里也能看到。与政府精简和功能转变相一致，政府工作人员养成了一种新的与商业运作类似的工作规范。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种新的制度资本：政府的精简和职能转变提供了它的硬件部分，即组织；而政府行政的公开化和公务员新的工作规范的形成则提供了它的软件部分。它的确立成为显示政府致力于改制的一个可信的承诺，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有益于改制的社会资本的形成。
顺德改制成功的经验为我们思考政府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原则上说，政府的角色是为社会提供公共品。我们以往只重视物化或制度化的公共品(前者如道路，后者如法律)。顺德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利用其制度优势，为社会创造适宜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在成熟的商业社会，政府的这个角色也许是不必要的，因为民间力量已足以完成这项工作。但是，在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在中国这样既不发达、又面临艰难的体制转型任务的国家，政府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斯蒂格列茨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俄国经济转型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有的制度资本在一夜之间被毁掉了，而新的制度资本又倘未形成。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对制度资本创新的需求不高。但是，面对私有化这样剧烈的制度变革，我们无疑需要制度资本的相应创新。顺德市政府在这方面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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