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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中国人不是一个认真的民族，但我们的政府却是一个十分认真的政府。打个比方说，一百只鸡蛋要送到市场上去卖，哪怕其中只有一个坏蛋的可能性，政府也会情愿将全部一百只鸡蛋拒斥在市场之外。这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但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与此也相差不远。
就说出国护照吧。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要求护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我们却要到公安机关去申请，而公安机关有权拒绝申请。公安机关的用意无疑是好的，因为它想通过严格的审查筛选掉诸如在逃犯这样大概不到人口百分之一的坏人。当然，如果这样做的确能防止这些坏人获得护照的话，老百姓的心里也许会觉得平衡一点。然而，能够潜逃国外的罪犯用不着来公安机关申请护照，他们要么在黑市上买护照，要么买通内部人员，从后门把护照领去了(远华的赖昌星不就是一个例子吗？)对于那些不辞辛苦到公安机关申请护照的平头百姓，还有什么好审查的呢？有过申请护照经历的人都知道，以往主要是审查国外亲友的邀请信和资金能力；现在改进一些，申请者自己的银行存款也算数。可是，为什么要审查一个申请者的资金能力呢？难道我们怕他们在国外流落街头吗？这种事应该是接受国操心的，我们的公安机关花了很多的时间和人力，老百姓跑断了腿，却都是在为他国节省金钱，怎么算也划不来。
出国护照只是一个小例子，现实生活中政府设置的进入壁垒无处不在。政府这样做的初衷可能是好的，就是想把可能危害群众的商品和服务排除在市场之外。但是，这样的初衷却是建立在对政府行政能力的过度信任的基础上的。要想通过进入壁垒来防止坏蛋进入市场，政府需要大量的信息和强大、廉明的行政力量，而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其结果是，除了市场上的坏蛋不断而外，我们还拥有了庞大却不怎么廉明的行政机构。《南方周末》最近报道了郑州的馒头办事件，听起来真有点匪夷所思之感。郑州市政府成立了馒头办公室，给做馒头的企业发许可证。许可证当然不是免费的，各区见有利可图，也纷纷成立馒头办，自顾自地发起了许可证。市馒头办到下面检查，发现许多馒头企业没有市里发的许可证，便要罚款。企业当然不干，因为它们有区里发的许可证。于是，此事演变为市里和区里馒头办之间的冲突。此事虽然荒唐，但政府良好的初衷是如何被官僚系统利用来谋取私利的，由此可见一斑。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防止坏蛋进入市场的问题。设想政府放松进入管制，从而让那只坏蛋和其它九十九只好蛋一起进入市场。我们是否就会大祸临头了呢？大概不会。消费者自己会仔细检查鸡蛋，那个发现坏蛋的人会去找到卖鸡蛋的小贩，要求他退换；小贩又会找到鸡蛋供应商，要求后者退换。因此，即使没有政府的检查，市场本身也会发现那只坏蛋。当然，消费者可能无法识别鸡蛋的好坏，从而吃下那个变质的坏蛋而大病一场。但这也不能成为将所有一百只鸡蛋拒于市场之外的理由，因为我们还有事后的补救措施。比如，那个吃下坏蛋的消费者可以把小贩和供应商同时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付一大笔侵权费。一个以社会利益为重的法官应该判消费者胜诉，因为有了这样的判例，所有小贩和供应商都会变得十分小心，力图不让一个坏蛋进入市场。如果那个吃了坏蛋的消费者并无大恙而认为不值得去法院的话，他也可以打个电话给消协或政府的卫生防疫机构，而后者有义务去追查。最坏的结果是那个吃下坏蛋的消费者并无大恙，因此什么都不做，但他至少可以不再去那个卖给他坏蛋的小贩那里买鸡蛋了，而且也会劝邻居们不去他那里买鸡蛋，小贩的生意因此每况愈下，从此注意不再进坏蛋了。
因此，当换了一个角度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市场和私人利用法律的监督可以达到和政府管制一样或者更好的结果。市场之所以能做得更好，是因为市场将信息收集的任务分散给了无数象每天提个篮子上街买菜的老太太那样的斤斤计较的个人，而这无数个人的监督加总起来会比政府独家的管制好得多。政府管制的结果可能是使消费者都吃不到鸡蛋，市场和私人的监督可能让百分之一的消费者吃了坏蛋，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将吃上好蛋，而且那个吃了坏蛋的人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得到补偿。两相权衡，明白人自然知道取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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