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洋
大洲街是赣中的一个小镇，我们的村子离小镇三里来路。每次想起小镇，我就要想起二爷爷。我的爷爷辈三兄弟。老大是我的亲爷爷，在我出生之前便去世了。老三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樟树读中学，大革命时期回到县里参加革命。乡下人不懂革命的道理，只知道革命是要杀头的，于是派二爷爷去县里劝说三爷爷。二爷爷也识文断字，到了县里至少认得到
哪儿找弟弟。见了面，三爷爷笑着对二爷爷说：“你不懂。回家去吧！”孰料，乡下人的智慧比这中学生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三爷爷只身一人到了南昌，据说是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留在那里以教小学为掩护做地下工作。敌人到处找他，却抓到了一个同姓的同乡。此人认识三爷爷，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只以为他是教书先生。在他的指引下，三爷爷被抓。据说国民党以封官为诱饵劝降三爷爷，他坚决不从，终被砍头示众。同时，家乡的还乡团也开始报复。三爷爷幼小的儿子在逃难中死去，妻子改嫁他人。我的另两个爷爷则远走深山，躲到山里一个同姓的村子里，一去三年。二爷爷就是在那时学会了行医。二十年后，他在渡口遇到了那个“告密者”。此人已是一个小财主，见了二爷爷便说对不起，还要拿出一百大洋来给爷爷。但爷爷坚决不收，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久便解放了，此人却因病去世，算是躲过了“三反五反”的镇压。
解放之后，二爷爷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者，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战友。他在小镇上以行医为生。文革前的十几年，他的生活也算安稳。在我现在关于幼年的模糊记忆里，仍然留存着他的药铺的影子。他在镇里有一幢大房子，是江南典型的带山墙和飞檐的那种。房子靠街的一面是药铺，中间是天井，天井里还有一口井；后面是睡房。典型的江南小镇民居。我模糊地记得，他以前的佃户也住在这宅子里，两家关系不错。佃户的儿子还是我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我原本用左手做一切事情，包括写字，他硬让我改用右手写字。但我从来没有在前面药房里看到佃户一家。在我的记忆中，二爷爷的药铺永远是整洁的。药铺被一尺高高的柜台分割成两部分。柜台外是病人就诊区，窄窄的一条，放了几把椅子，大概还有张桌子。柜台内是药柜，靠墙一大排，上面有许多小抽屉，里面放着不同的中药。记忆最深的是柜台上那杆小巧的铜(资讯 论坛)秤，是用来秤药材的。药铺外面的街面很宽(后来发现也不宽，可能是幼年记忆的原因)，中间一部分是用石板铺成的，连接村子一头的公路和另一头的码头。左右和对面的几户人家也开店。记得对面一家是榨棉花(资讯 论坛)的，机器靠脚踏提供动力，“吱嘎吱嘎”响个不停。我不知道那是在做什么，便问爷爷。爷爷说那是人家在“工作”。这个词对我太抽象了，自此很长时间，“工作”对于我来说总是和那“吱嘎吱嘎”的声音及脚踏的动作联系在一起的。隔壁有一家是卖杂货的，有稀有的海产品，如海带、干墨鱼之类，是平常人家请客和过节时才能享受的东西。因为这个小店，周围空气中总是飘着淡淡的咸味，这种味道构成了我对节日的记忆的一部分。在快到小镇的河堤上，有一座废弃的小庙，被一个竹器生产合作社占用着。我们邻村有一个远房亲戚在合作社里，我每次和大人去小镇的路上都要到小庙里看看，亲戚便给我削一双筷子什么的。我特别喜欢竹篾的那种光滑的感觉，也爱看工匠们编竹筐时娴熟的动作以及竹篾在他们手中飞舞的景象。
我们村里人把小镇叫“街上”。街上有集市。我每次随大人去逛街大概都要去二爷爷家。有一次，我看到村里一位脸上长满粉刺的年轻人在爷爷那里就诊。我自己也到爷爷那里看过“急诊”。那是一天中午，伯母在炒菜，我踮着脚尖，伸着脖子往锅里看，结果一大滴油溅到我的后脖子上，我顿时大哭起来。伯父、伯母慌了手脚，抱起我就往街上奔。到了二爷爷那里，我早已不哭了，爷爷大概给我搽了一点药水就算了。
这些都是美好的记忆。接下来，文革开始了。一天中午，我跑回家见家里的锅不见了，伯母正在抹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伯伯正在挨批斗。”我跑到打谷场上，见伯伯头顶着我们家的锅，跪在一群人面前，在由一个不认识的外乡人批斗。原来，有人发现我们家用大米喂猪，告发我们浪费粮食。此后一段时间，伯伯每天早饭前一定要和我一起面对领袖像唱一遍《大海航行靠舵手》。伯伯不识字，天知道他是怎么学会这首歌的。
二爷爷的遭遇更惨。文革开始之后，重划了阶级成份，他竟然被划成富农，从此开始了他在生命最后几年的痛苦磨难。先是他的徒弟造他的反，抄了他的家，抢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爷爷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不知他哪些地方得罪了这些徒弟。他唯一的儿子，我的堂伯父，也受到了牵连。堂伯父在省军区当军官，是司令员的秘书，娶了当年军区最漂亮的女兵。我父亲的相册里有一张堂伯父全副戎装的照片，让我景仰得不得了，以至于把它偷了出来，揣在身上，结果给揉得破烂不堪。可是，由于家庭出身被重划为富农，堂伯父的辉煌军旅生涯因此也划上了句号。他被勒令转业，在一家工厂当了一名车间党支部书记。这一打击对他是致命的。但是，最坏的情形还是发生在二爷爷身上。文革中他给我留下的是一副形容枯槁的形象。深陷的眼窝、高高的颧骨、高而窄的鼻梁、几缕山羊胡子，无不显示出他的沧桑。最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即将被赶回村里的时候。那一年冬天，父母决定将我接到他们身边去，伯父、伯母虽然象割肉一样痛苦，也还是同意了。有一天，他们送我到街上爷爷家，说是等父亲的一位同事路过时把我带去。他们放下我就回去了(他们为什么走我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是爷爷让他们走的吧。)但是，左等右等也不见那人来，我不耐烦起来，自己一个人往村里跑。爷爷就在后面追。他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无论如何也追不上我。追到堤上他只好停下来，此时我已经跑出去很远了。他就站在那里喊我的乳名。在寒风中，他的身体是那样的单薄，他的呼喊是那样的无助。即使是在我幼稚的心灵里，那情景也让我动了恻隐之心。但是，我终于没有回头，任凭那老人无助地在风中呼喊。每当忆起这一幕，我的心就要颤栗。
爷爷终于没有能够度过那个冬天。他被赶回了村里。好在家里房子多，住他们老两口不成问题。但爷爷的心情很郁闷。终于，有一天晚上，当大家围坐在火塘边烤火时，他一声长叹：“哎！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大家听了都沉默不语。接着他就去睡觉了。每过多久，我被一阵嘈杂声惊醒，伯母告诉我，爷爷死了。那一夜，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恐惧是那一夜留给我的永久记忆。那时通讯和交通都不方便，在南昌的堂伯父直到二爷爷下葬的那天才回来。记得那天下雨，堂伯父穿着一件乡下难得一见的军用雨衣，让我羡慕不已。虽然堂伯父也抱怨父亲的成份毁了他的前程，但未能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仍然使他难过，我至今仍然记得他听到爷爷已经下葬时的痛苦表情。后来，有一次回忆起这件事，伯母的评价是，堂伯父是个蛮深沉的人。不知她所谓的深沉指什么。
爷爷去世了，小镇上的买卖人家也都关了门。取而代之的是靠近公路的一个供销社。小镇的面貌因此大变。供销社规模很大，但它那红色的砖墙在周围的灰砖灰瓦之间显得扎眼，它的规模也因此显得大而无当。以前的老街基本上废弃了，附近的几个村庄的活动中心变成了供销社。偶尔，我们在村里还能看到由镇上下来游街的地富分子。他们手里敲着一面小锣，一面敲一面喊：“我是坏分子！”身上则拴着一根绳子，由一位干部在后面牵着。爷爷去世了，婆婆还是富农，经常要到工地上去劳动改造。
文革之后，婆婆收回了镇上的房子，但已经不能去住了，便以八百元的价钱卖给了依然住在那里的佃户。八十年代，政府试图振兴小镇，定下日子让大家去赶集。但是，维持小镇存在的人文环境已经被破坏了，政府的干预也无法使小镇的商业重新繁荣起来。九十年代中期我回去过一次，发现小镇的面貌大变，新房子的数量大大超过老房子，而新房子的格局一律是随处可见的二层或三层平顶小楼，再也看不到以前的挑檐和飞瓦了。小镇上的供销社还在，但已经不是周围村子的商业中心了。各个村子自己都有了小店；由于交通方便了，人们逛街不是上十里之外的水边镇，就是上县城。水边先是一个公社的所在地，后来又成为邻县的县政府所在地，因此繁荣起来。大洲街原本是和水边一样的小镇，以前靠商业文化传统能够和水边平分秋色；文革之后，商业传统随着商人的清除而消失，因此再也无力和水边这样的行政中心相抗衡了。
诺斯说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这个理论忽视了偶发事件对制度变迁过程的作用。文革就是这样的一个偶发事件。它打破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从而抽掉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赖以存在的基石。有人也许会说，文革之后中国文化的演进不正是体现了对文革这一事件的依赖吗？但是，这种大而化之的说法对学术研究是无益的。我写上面这个关于家乡小镇的故事，一是为了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同时也是提供一个制度演化的小案例。通过这个案例，我希望表明的是，制度、特别是象文化这样的非正式制度，是由特定的人群所承载和传播的，当这些人被压制或消灭之后，这种制度的延续就会便得极端困难。以往人们多数只讨论文革对中国文化的宏观破坏力，却很少有人关注它对中国基层社会的冲击。一般的观点是，基层是最稳定的，因此也更容易保存中国文化的传统因素。弗里德曼等人写河北武功村的书的书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农民》本身就表明了这一观点。如果所谓的“中国农民”仅指农民的生活和思考习惯，则弗里德曼等人是没有错的。但是，超乎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文化精华在基层的传承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在中国乡村，文化精华的传承依赖于少数的精英分子，当这些精英分子被压制或消灭之后，乡村文化就只剩下糟粕了。文化在基层的崩溃必然改变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从而也使得传统文化的恢复变得非常困难。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