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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
最近一段日子，苏州、杭州绍兴、无锡等长三角城市的不少企业，相继调高了民工工资，幅度大致在7％到12％之间。主动调高民工工资的目前仅限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内的部分企业，我个人判断，此口子一开，增资潮会波及到更多的行业内企业。因为，行业之间和城市之间的民工工资水平也可看成一个“生态平衡”系统，一旦平衡被打破，就
会随之建立起新的平稳。
调高民工工资系企业自主行为，未闻城市政府对此施加了影响，至少没有发布“红头文件”指令企业这么去做。从资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考虑，为民工长工资的举动不大可能出于道德自觉，更多是特定的“市场压力”使然。这个压力就是“‘价格与时间’水平上的民工不足”。
长三角与珠三角从今年起同时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国内外媒体对其成因作了多角度分析，但真正的主因恐怕还是工资价格与劳动时间两大因素。特抄录一段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采访笔记：浙江某市纺织A、B、C三厂，普通档车工每月满负荷工作(一般每月只休息一天)，月薪(含加班和各种补贴)大致在900元至1000元。
今年5月为了解读“民工荒”，再访A、B、C三厂，约束条件不变，月薪涨至1000元至1100元。两次定点采访，时间跨度近10年，表面上看，档车工工资还是有所增长，但考虑到10年间物价指数的变化和体制内劳动群体工资的巨大增幅，档车工的工资不光处于停滞状态，事实上则处于负增长状态。由于民工群体数量以亿计，他(她)们的工资负增长，反映到面上，不能不说是构成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劳动时间，10年间未有大的变化。超时劳动也反映出另一种形式的工资负增长。
“价格与时间”两大因素，很大程度上为两大三角洲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作出了“超额贡献”。却也为国内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了不光彩的“人文注脚”。
一批国内外媒体把“民工荒”现象与民工群体维权意识的觉醒相联系。这个判断对不对呢？应当说有这个趋势。譬如，长三角不少地方组建起越来越多的民工协会，开始出面与资方进行“工资集体谈判”，参与追讨欠薪及相关的民事诉讼。但就总体言不，民工群体还是“松散一族”，他(她)们开始学着说“不”的成因，主要还是打工的“比较收益”越来越低，而不是群体维权意识的主观自觉。
导致他(她)们觉得“比较收益”越来越低的主因，则主要在于城市生活成本的不断攀升。按经济学的原理，当“比较收益”降低由个别现象演变成普遍现象时，劳动力价格的“倒逼机制”就开始生成并逐渐发生作用，最后使民工工资的总体水平调高一个等级。与此同时，同样因“倒逼机制”起作用，到一定时候，工资增长还会通过缩短劳动时间反映出来。只是，眼下我尚未闻有这样的先例。然而，基于国内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将长期存在，又无从指望民工工资总水平出现跳跃式的增长。
毫无疑义，劳动力价格的“倒逼机制”，将客观上削弱被某些人引以为豪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加而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减少利润和税收。但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它的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影响，站在人本的立场上，建立于相对合理的工资价格上的GDP增长才是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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