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宏观调控思想及其意义

　　王天义

　　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客观要求，也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宏观调控思想极为丰富，主要包括：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主要任务是保持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最终目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和社会全面进步等。重温邓小平的宏观调控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方面必须保持有一定速度。邓小平认为，发展速度既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在本世纪中叶能否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能否安定，社会主义能否巩固的政治问题。我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要在本世纪中叶，在别人也发展的情况下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没有较快一点的发展速度是不行的。因此，邓小平十分强调速度问题，提出要抢时间，努力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发展速度”，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发展不行，发展太慢也不行。凡是能够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邓小平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个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国内外实践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不仅经济上不去，社会也很难安定。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必须是有效益的发展速度。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要注意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彻底根除弄虚作假、玩数字游戏的不良倾向。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如果做到这一点，其他的作风也都会变。”如果在发展速度上玩数字游戏，弄虚作假，不仅会造成虚假的速度，还会败坏我们的政风党风。二是要克服片面追求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实现发展的习惯做法。“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三是必须防止重复建设和经济过热现象，避免发展速度的大起大落。总结我国几十年经济建设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大起大落”的要害在于“大起”。过高、过早的“大起”，或称经济盲目扩张，使得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产生巨大的消耗甚至浪费，严重破坏了经济正常运行的各种重大比例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过深、过长的“大落”，“坡陡崖深”、“树高影长”，这是必然的。要保持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国民经济能够以一定的速度较快增长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要注意防止经济的人为盲目扩张。正如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所说：“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国民经济要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必须协调好各方面的重大比例关系。邓小平认为，比例失调不仅是造成1959～1962年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而且是1966～1978年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邓小平在1979年曾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他说：“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失调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

　　邓小平认为解决比例失调问题，就必须进行结构调整。调整要有重点，对薄弱环节和部门要加强，对“冒”了的环节和部门要“退够”，只有长线退够了，才能用长线退出来的资源增加到短线产品的生产上，从而实现总量平衡下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他认为，国民经济中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和部门主要是：(1)农业。我国13亿人口，8亿多在农村，这是基本国情。农业、农村、农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中之重。农业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关系到我国13亿人的吃饭这一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问题，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 “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农业关系到社会全局的稳定和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农业、农村、农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农业的发展，才有农村经济的发展，才有农民的好日子。我们党要为人民谋利益，就不能不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放在首要位置。(2)基础工业。邓小平对基础工业作了详细分类：从部门划分来说，有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和能源工业。在能源工业中，包括煤、电、油、水利、太阳能、风力、沼气等。在交通运输业中，包括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海运、空运、港口、码头、货栈、飞机场，也包括邮电、通讯。他认为，对这些复杂的比例关系要全面进行规划研究。他指出：“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工业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他认为，铁路、公路、航运是重点中的重点，必须放在优先的位置加以考虑。在基础工业中电力建设要超前一些。他说，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问题。火电上不去，要在水电上打主意。水电大项目上去了，能顶事。(3)科教文卫事业。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发展科学技术离不开教育，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也同样离不开教育。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在21世纪，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教育将始终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他又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4)服务业。邓小平认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不仅没有安排好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也没有安排好“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他所说的“骨头”是指工业，“肉”是指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他认为，“肉”的发展长期滞后，影响了社会就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他指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归根结底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同时还应该从政策上开辟更宽的就业门路，发展服务业就是主要门路之一。他说：“要扩大和改造服务业，这样每年可以安排七八百万人。”邓小平所说的服务业，也包括旅游业在内。

　　科学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

　　宏观调控手段的功能就在于把宏观经济政策所规定的、体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各种宏观信号输入市场，使市场机制对企业和居民等微观活动主体的行为导向符合宏观协调发展的要求。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手段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另一类是宏观调控的辅助手段，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邓小平对宏观调控手段的分析构成了他的宏观调控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邓小平十分重视宏观调控中的间接手段，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运用。财政投资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基本投资手段。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财政投资的比重在下降，但仍是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经济环境的重要手段。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是，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和农业长期滞后，加工工业相对过剩，同时，教育的基础地位也十分薄弱。这些长期滞后和薄弱的方面应是国家今后投资的重点。邓小平早在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就看到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提出“从明年、至迟从后年开始，无论如何要逐年加重这方面，否则现代化变化不了。”邓小平指的加重投资的方面，是国家财政对基础工业中一些急需上马和正在建设的重点项目的投资，以及加大对教育科技方面的投资。同时，邓小平也认为，通过国家财政对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来调节社会总供求，以防止经济过热和物价的大幅上涨。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苗头时，就提醒“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

　　邓小平认为，在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利用金融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来保持币值的稳定，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邓小平认为，过多的货币发行量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失衡的重要原因。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是过多发行货币和基本建设膨胀的结果。解决经济过热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是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基本建设总规模。他说，通货膨胀主要是对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控制不严造成的。同时，他又认为，适量的货币超前发行则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他的基本思路是：可以在短期内首先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刺激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由此推动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发展，随后推动生产资料生产和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国民经济走出疲软的阴影。为此，邓小平认为，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就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不能只把银行办成一个政府的“货币发行公司”、办成一个政府“金库”，如果那样，就失去了银行所具有的宏观调控的真正作用。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宏观调控，必须以间接经济手段为主，但是，必要的辅助性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也是不可缺少的。符合实际的有科学根据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实施，可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邓小平认为，中央政府必须在宏观调控中具有权威。因为宏观调控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只有中央有了权威，才能控制住局面，引导地方、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行为向宏观目标靠拢，取得宏观调控的预期效果。邓小平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宏观调控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各地方、各部门应该服从中央的统一政策和规划，不准不顾大局、各行其是。他说：“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在加强宏观调控中，邓小平非常重视法律手段的作用，并把它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手”中的不可缺少的“一手”。他认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这就要求我们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依法行事，我们国家要成为法治国家，我们的政府首先就要成为法治政府。

　　政府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有效的宏观调控，其职能的转变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改革任务。邓小平以犀利的眼光发现了政府职能转变实质上成为我国经济改革深化的关键。他认为，“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而不能事无巨细，包揽一切，属于企业的权力必须交还给企业。因此，必须对政府机构进行精简。要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臃肿重叠的政府机构，建立起精干、高效的政府管理经济的机构是完全必要的。政府职能转变，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全面进步

　　邓小平关于宏观调控最终目的的论述与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他认为，这一社会主义原则落实到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上，就是提高经济效益，增加人民收入。他在1980年4月2日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时说：“总之，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在宏观调控中搞平均发展。因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共同富裕是通过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的。“共富”与“先富”实质上是辩证统一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地区发展之间的关系上，1988年邓小平就提出了经济发展中的“两个大局”的思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在个人收入分配上，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先富起来，就能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富裕，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个人收入出现较大差距时，我们可以通过个人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社会捐助和慈善事业等再分配形式，在不影响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缩小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就可以达到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

　　(责任编辑 查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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