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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迈开了一大步，一部分地区取消了农业税，其余地区的农业税也将逐步取消。这项改革让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所增加，农民自然高兴；但这项改革的确也引起了农村基层政府财政收支的困难，基层政府的叫苦声也不小。在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完成之前，这种叫苦声是不会停止的。但这不是值得我们担心的大问题。倒是有另一种批评意见值得注意。现在，有相当一些人认为取消农业税会使农民丧失纳税意识。如果一大半人口没有了纳税意识，未来政府收不到税，还真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情。可是，事情果真会如
此吗？
在我看来，因取消了农业税而担心农民丧失纳税意识，实在是没有根据的。
公民纳税，是对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一种费用。只是因为征税成本的因素以及现代社会的某种价值观的影响，公民的纳税数量与他享受到的公共品数量常常不成比例。这种比例不对称的情形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如果能够不交税而享有政府的服务，人们是很乐意的。当然，事实上不会发生人人逃税、抗税的情形，而不同社会的纳税主动性也有明显差异。影响纳税主动性的因素可以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三种因素。
首先是税种、税率设置的合理程度。税种的设置要符合效益、简便和公正的原则。古代欧洲有过“蓄胡子税”和“马路扬尘税”这样的税种，这种税当然不会被公民接受，因为它没有公正可言。英国曾经在自己的殖民地设置歧视性税种，遭受到殖民地的普遍反对。
其次是对逃税、抗税的惩罚程度。据说美国人有一句话：纳税和信仰上帝是最不可抗拒的两件事情。如果不信上帝，便可能降低社交质量，如果不纳税，则可能会受到政府的严厉惩罚，于是美国人才感到这两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记得，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因为一件涉税(不是逃税)购买行为而不得不辞职，香港一著名经济学家也因为涉税案件而受美国政府通缉，可见这些国家或地区在税收方面的严肃程度。纳税意识实在是政府强制的后果。中国曾经有几十年没有税收这回事，也未见得纳税意识薄弱成为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的阻力。
第三是公民的富裕水平。如果一国的公民太穷，纵使他们有纳税意识，收税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现代国家在设置收入税时总会确定一个起征点，使穷人不去纳税。面对逃税，如果有一定的惩罚力度，富人相对穷人会更害怕。富人也会偷税，但如果这样的事情大规模发生，那一定是政府方面出了问题。
以这三条理由，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公民缺乏纳税意识，更没有必要担心农民缺乏纳税意识。我以为农业税没有公正性可言。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以“公粮”形式存在的农业税，在养我们的“大政府”时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这个税看起来是一种“行业税”，实际上它成了一种没有起征下限的特殊的所得税。作为行业税，它是不应该征收的，因为农业行业产出的是国民最基本的必需品，况且农民没有办法把这种税转给城市粮食消费者去负担。作为农民的所得税，因为它没有起征点，造成了一种歧视，丧失了公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缺乏这样的纳税意识也是可以理解的。
目前，真正种粮的农民的确多是穷人。如果以后农民的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收益提高，征收农民的所得税有了可能性，农民自然会交纳所得税。法律的力量由不得农民不交这个税，因为如果将来农民成为富人，他的逃税、抗税的成本会大大提高。这个时候，纳税意识立马会产生，用不着我们担心。不过，因为农产品市场的特点，未来农场主常常不容易赢利，所得税也很难从农民那里征收，反倒政府要给农民提供不少补贴。这几乎是现代农业的通例。
我纳闷，那些在税费改革之际担心农民丧失纳税意识的人，是不是在过去担心过政府的征税意识问题；如果没有，他们是不是该检讨一下思考问题的方法。
本期专栏作者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 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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