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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缺位正是所谓的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期的国情，这甚至一度是高不可及的政治和主义的问题。然而，郎咸平却成功地将其转换为可适用一般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公司治理问题
当回忆“比较经济学派”创立的过程时，吴敬琏先生特别提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接近东欧的时候受到了特别的“震动”——多年的封闭让中国学者和现代经济学隔绝太久，他
们脑中都是苏联的一套理论。而据他参与中国改革的历程来看，“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是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的”。
实际上，中国改革每一个细微的进步，皆端赖于此——在开放的环境下，运用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普适原则，来解决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企业治理问题。在这里，只有特殊的国情和条件，但没有例外的“国情论”；尤其是当上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站在全面融入世界的门槛边，当中国经济改革面临重大调整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不同的声音，更需要全面检讨我们的制度环境和改革路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并形成以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普适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商业文明和商业规则。
“郎咸平事件”正是这一进程中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现象。
郎咸平挑战格林柯尔、海尔和TCL等知名企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事件”，不在于其观点的对错，而在于其在复杂而微妙的时机，以个人学术独立的勇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检讨的机会，一次提升的机会。
把产权改革纳入公司治理的管理学范畴，这并不是郎咸平的创举，却是他把涉及产权改革的中国改革道路从“主义”到“问题化”一次最成功的尝试。郎咸平并没有涉及要不要产权改革的政治或道德争拗，而是着眼于包括TCL、海尔等大批知名企业和企业家所热衷的产权改革是否有效率，大有瓦解人们对1990年代以来产权改革的信仰之势。
郎咸平批评产权改革的另一件致命武器是其对公正的侵害。“如果国企老总变成了股东，就好比家里很脏，请了个保姆来打扫，结果保姆反过来成了主人一样的荒谬”。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此前就知名的学者，“郎监管”把矛头对准中国的明星企业及明星企业家，并以学术独立的名义，全面否定他们改制上市的路径，是这次论战风暴成为一个“事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与2002年初，中国证券市场群起而攻之的“推倒重来”论所不同的是，尽管郎咸平的持论无人喝彩，在学术界孤军奋战，但是其唤起“沉默的大多数”的可能、其所占据的道德制高点也是其赢得普罗大众和媒体支持的关键。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产权改革的核心显然不是“所有者缺位”，即使是，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也大可收毕其功于一役之效；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真正的公司治理问题——经理人激励。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可能因为社会和经济转型的特殊国情而例外；换言之，即使我们以产权改革代替了公司治理的提升，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并迟早会回归问题的实质。所有者缺位正是所谓的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期的国情，这甚至一度是高不可及的政治和主义的问题。然而，郎咸平却成功地将其转换为可适用一般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公司治理问题。
即使产权改革可以收到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之效，但也必须解决公平问题，而公平则更是一个经济学上最一般的市场价格问题——经理人和公司的双重定价。上从国资委薪酬体制改革，下到郎咸平提出的种种方案，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建立健全合理的市场规则的开始或者机会。
作为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同样负有经济学良心的经济学者和市场观察家，在此次事件中还抱有另一种中国例外的“国情论”——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以及当下特殊的环境，并不是检讨上述问题，尤其是以知名企业和明星企业家为批评对象的合适时机。
当中国经济即将全面开放并融入世界，中国企业的跨国化、跨国公司的中国化生存成为紧迫课题的时候，国内政策环境多变和金融改革滞后，加上各个行业受到跨国公司，甚至是他国政府逼压，中国企业通常面临比竞争对手更恶劣的生存和经营环境。相应的，培育和扶持民营经济、经济和金融改革似乎是更为紧迫的挑战。而始于2004年夏的一轮宏观调控，则是中国企业、学者和观察家当前最忧心的课题之一。
然而，就像中国近20年的历史中每一次重大挑战，甚至取得的任何一个微小的进步一样，尽管郎咸平此次批评的产权改革可能不是最宏大、最艰难的挑战，但是，我们怎么可能抛开普适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原则去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呢？
即使在艰难时世，对于需要面对全球化生存的中国企业来说，不管是生存还是永续经营，都必须建立在现代商业文明和商业规则的基础上，必须注重提升包括产权在内的公司治理水平；作为明星企业家，他们必须拥有足够的定力和勇气，为股东和社会创造最大价值，而不仅仅为了一己之私。
这也是《Observer全球财经观察》将一贯秉持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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