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与抓贼：在“郎顾斗法”的背后

　　作者：张承耀

　　仔细一想，声明“抓贼”者与被指定为“盗窃”者要打官司讨公道，虽然他们的胆量值得敬佩，但实际上却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因为被盗仓库的财产主人并没有出来说话。假如主人盘查之后说并没有发现被盗了，揭发者又如何应对呢？

　　如果说这场大戏的主角都是时代的英雄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历史的规律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郎、顾们不过是把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争论的话题戏剧化、尖锐化罢了。他们仅仅是前台表演的演员，成就这部大戏的真正的主角还呆在幕后。

　　深更半夜，一位行人看见几个人从仓库的墙头翻身而出，背上大口袋夺路而逃。行人拼力追赶，与那些他认定的“盗贼”们理论。后来双方准备对簿公堂……

　　近来，一场“儒战群雄”的好戏正在中国上演。“儒家”郎咸平成了“孤胆英雄”；“群雄”则是海尔的张瑞敏、格林柯尔的顾雏军、TCL的李东生以及德隆甚至于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集团等顶尖企业和企业家们。郎教授揭露这些明星有“偷窃”国有资产的嫌疑，企业家们奋力反驳，其中尤以顾雏军最为坚决。社会评论五花八门，双方支持者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还有人为郎教授打抱不平，责怪其他经济学家龟缩一旁，太不够意思。

　　仔细一想，声明“抓贼”者与被指定为“盗窃”者要打官司讨公道，虽然他们的胆量值得敬佩，但实际上却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因为被盗仓库的财产主人并没有出来说话。假如主人盘查之后说并没有发现被盗了，揭发者又如何应对呢？

　　如果说这场大戏的主角都是时代的英雄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历史的规律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郎、顾们不过是把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争论的话题戏剧化、尖锐化罢了。他们仅仅是前台表演的演员，成就这部大戏的真正的主角还呆在幕后。

　　这部大戏的滑稽之处在于仓库的主人保持沉默，很可能一直沉默下去。显然，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了必须由国有资产的主人回答。普通住家居民的新双缸洗衣机几百块钱买来的，用几年旧了之后卖给收破烂的只得到几十元或十几元算不算“家有资产流失”？马路商店卖鞋的挂出“跳楼价”算不算流失？为什么很少听到“个人资产流失”或“法人资产流失”，却总是听到“国有资产流失”？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国有资产是一类比较容易流失的资产，或者说国有资产处于容易流失的状态。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的大多数坚持认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主体“缺位”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总根源，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课题。郎教授矛头指向知名企业家，责怪企业家们的尽职道德有问题。这与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基本判断有着明显的不同。

　　现在让我们集中讨论国有资产为什么会那么容易流失。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分歧已经时间很长久、思想很难统一了。

　　第一，流失与交易。许多人认为，流失与交易密切相关，流失伴随着交易，或者说在交易中容易流失。实际上，所谓的流失有两种情况：交易流失与非交易流失即使用流失。前者引起人们关注，后者常常被忽略。实际上，使用中的流失更为大量和经常，只不过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罢了。可以认为，亏损就是流失。“冰棍现象”就是自然而然地流失殆尽。某些企业出现大黑洞还不算流失？资不抵债的企业谁负责了？谁跳楼了？公车是国有资产吗？谁能保证没有公车私用？能够防止公车私用就能防止国有资产使用中的流失。可惜的是，“只要不转让就没有流失的嫌疑”的错误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国有资产在“不转让不流失”的糊涂理念下流失了许多，在“不转让不流失”的幌子招牌下造就了一大批的蛀虫。

　　第二，所有者缺位。既然是转让，就是所有者的行为。不同的人处理态度不同，不可能完全一致。确实有经营者“自买自卖”的情况，他们当然会廉价地把国有资产卖给自己，这一点非常可以理解也很正常。问题在于个人或企业的资产能随便让别人“自买自卖”吗？别的国家的国有资产也可以让经营者“自买自卖”吗？这些资产转到经营者手中后还能让他们所雇佣的人再模仿表演一次“自买自卖”吗？大概不能。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归根结底是国有产权的明晰。可惜的是，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成立过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被撤消了，现在又新成立了。就是到现在为止，国有资产分级所有的体制也没有真正确立。

　　第三，价格的确定。既然我们要调整产业结构，要“有进有退”，国有资产交易就不可避免。为防止交易中的流失，国资委规定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这是底线，只要高过这一价格成交，就没有流失的嫌疑了。看上去这是一个适合各种情况、解决一般问题的灵丹妙药。可惜的是，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如果是卖资产，需要评估，也有各种办法；如果是卖股权，先资产评估，再减去负债得到净资产，那也仅仅是开价，是否让人还价？如果你资产评得过高开价太高，人家不买又如何成交；假如拍卖要看市场范围，你内部处理或小范围拍卖自然不公平不科学；说到产权的价格，应该是与资产无关而与利润有关，此为“市盈率”的道理。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没有合理的价格，随着购买者范围的不同和市场操作过程的不同，成交价也完全不同。那种规定统一尺度的做法仍然是“越俎代庖”习惯的翻版，仍然是淡化所有者主体传统的延续，因而是不成立的。

　　第四，历史的负担。在成交价格的确定方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总要考虑到单位职工这一历史负担问题，回避、拖延是普遍的现象，最好的结果是把这个负担完全转嫁到新所有者方面。这看上去很像是商店里的令人恼恨的“搭售”。实际上，这种改革成本并不应该由新所有者独自承担。既然原来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保险等已经转化为国有资产了，那就应该由全部国有资产来承担而不应该由哪个企业的资产承担。所谓“买断工龄”也没有统一的价格。大庆油田的标准是每人每年补4000多元，平均每人可得10多万元，后来又出现了闹事。这本来就是两碗水难以端平的事情。没有条件的地方，发给1万元也就打发走了。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一次性的价格，而在于后续市场化的平稳过渡。长期以来，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放到首位的观念，忽视了改革成本的负担，忽视了以人为本，忽视了国有资产向人力资源的反哺。不迅速果断地用存量资产解决这个问题，国有企业老职工就总摆脱不了“人质”的命运，就总会作为“定时炸弹”而威胁整个改革的进程。

　　第五，经营者问题。在国家与大家(职工)中间有企业家(经营者)问题。不管是什么所有者，只要是两权分离，就会有信息不对称，就会出现“内部人控制”。对经营者的激励也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也不存在着简单的“高出平均工资多少倍”统一的价格。张瑞敏该得多少谁研究了？在中国，问题就表现得更加极端，就好像在“走钢丝”：要么是所有者(政府)的超强控制，要么是放任自流，经营者“自买自卖”；要么从表面上要求经营者“个个是雷锋”，要么是经营者暗地里拿多了落得个身败名裂、前功尽弃。这个平衡点根本没有找到过。实际上，外国企业也有类似的矛盾，解决的途径之一是通过董事会的提名、审计、薪酬等专门委员会。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不适当地移植了机关干部管理模式，片面地突出了“一把手”和一个“领导班子”，其结果往往是对“一把手”上边管不着、下边管不了。新的国资委搞过“全球招聘副总裁”等创新，但忽视了董事会的作用，现在开始提出加强董事会建设问题，算是找到门了，确实是一大进步。

　　第六，经营者收购。既然两权分离后难以激励和监督经营者，那就不如干脆由经营者持股，让他们自己激励自己、自己监督自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哲学否定”。在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已有通过各种股权设置经营者的探索，其特征是将国家股的收益权暂时转给经营者，一方面没有“流失”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调动了经营者们的积极性。国外上市公司经营者“空手套白狼”似的“经理人收购”(MBO)是因惧怕公司被恶意收购，由金融机构与经营者联手的赌博。在中国，上市公司的经营者激励非常隐蔽，不仅“零董事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而且直接收购本公司的股权麻烦太多，因而发明出了一种叫做“间接MBO”或 “曲线MBO”的方法，即经营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职工)组成团体，收购集团公司也就是上市公司母公司的股权。在这之中有许多办法可以降低收购成本，比如扣除债务、职工补偿金等等。其结果，经营者用最小的代价达到了收购的目的。当然，那个“壳”的详细情况不需要披露，人们看不见面具后面人的真面孔。这是国有资产转移大潮中最精彩的一幕，完全可以申请诺贝尔奖金，名字就叫“收购他妈的股权”。

　　第七，官员的作用。在诸多主角中，官员的功能不可小视。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国家与政府既是改革的发动者、领导者，同时也是改革的对象。他们应该代表着国家的利益，但是晚上回家也不一定不考虑在某项决策中个人的好处。官员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关系密切，经营者由官员任命，经营者的许多决策要经过官员的批准，经营者的出路也可能是当官。因此，官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在许多情况下起着主导的作用。

　　第八，矛盾的焦点。本来，一般民众并没有那么关心国家大事，腐败也好，流失也好，与自己关系不那么直接，没有必要出那个头。中国人的忍耐堪称世界第一。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国有资产要转换，不管转到什么人手里，总比原来无人问津强，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不过，总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把该出售的国有资产按应有的价格出售，不要让“全民所有”转化到少数人手里。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非常英明，但是那些“近水楼台”的人们通过黑箱操作、官商合谋，堂而皇之地瓜分了公有财产，人们并不是没有察觉，只是压抑着不满。郎教授大吼一声，激起千层浪。

　　其实，郎、顾都是英雄。既然企业家能用9亿资产控制100多亿，为什么国有资本不能这样放大呢？这不正说明资本不如人本吗？不正说明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最短缺的资源或者说官员不如企业家吗？新加坡国有淡马锡控股公司管理着几千家企业无一亏损，其董事会成员的一半是民营企业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名正言顺地利用企业家的聪明才智来管理好国有资产呢？

　　郎教授吼了，“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勇气可佳，不过也许拉错了人。另外也不要怪别人“集体失语”。我们早已吼过了，矛头也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同意主要矛盾不在于所有者缺位而在经营者信托缺位的判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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