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非常体育”:源自需要体育的欲望

　　作者：赵牧

　　顾拜旦在192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对一个国家而言，只有她的大部分公民感到体育是一种个人需要时，这个国家的体育才能称为真正的体育。”

　　上世纪80年代，初次看到这封信，我曾很不解。谁不需要体育呢？

　　我天天都想打球，你天天都想游泳，他天天都想溜冰……

　　后来中国的传媒发达了，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得更多更细了，尤其是后来，曾经一天不动就浑身发痒的我，移居到一个运动很不方便之所，竟然也渐渐没了运动的欲望时，我这才明白顾拜旦的意思。

　　“你需要运动”只能代表“你有这个欲望”，更多的人可能想都没有想。比如好几亿农民、产业大军中的工人，城市中的贫民。当今中国又有多少人“需要体育”？从全国人口的比例来推测，结论恐怕是“少得可怜”。

　　今天中国人对体育的需要，更多的是坐在看台上的需要，买份体育类报纸消磨时间的需要，或在网上围绕着莫名其妙的体育“热点”、“焦点”胡侃一通的需要。这是“看客的需要”，是“说客的需要”。

　　当然，这也是一种需要，只是它与人的身体没有多少关系。

　　中国人离竞技越来越近，却离体育越来越远。在城市里找个散步的地方都已经不易，这可以让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许多中小学校的体育场日益萎缩，更多的企事业单位的球场也早已挪作他用。

　　我们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资深的电视主持却叽里咕噜，假深沉地用几块金牌就证明了我们已经“非常体育”，很多人也跟在后面吆喝我们已经是“体育大国”了。

　　顾拜旦在那封信中还说：“我希望有那么一个地方，在那里没有竞争，不记成绩，并且没有人暗中监视和遭人非难的危险。成年人可以随时进行一些最简便的体育活动。”

　　他这里说的“体育”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大众体育。顾拜旦老先生的诸多担忧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那个关键的前提——“那么一个地方”被釜底抽薪了。

　　“那么一个地方”在哪儿？

　　如果连“那个地方”在哪儿都成了大问题，还说什么体育？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如果有人硬要说体育就是竞技，竞技就是体育，这样的争论恕我不能奉陪。至于官方组织数千甚至上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玩一把声势浩大的大众太极，那不能天天做，不在我的讨论之内。

　　当然，我们在这方面的功夫是极好的，比任何国家都有优势有传统，我们要在这方面创造并自我打破这样的吉尼斯纪录，环视宇内，大概没几个对手。

　　这样的体育如果要命名，什么名目比较合适？我想“非常体育”可能较为合适。它的另一个恰当别名可能是“非常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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