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军
本文为《公共问题经济学》中文版序
1998年的秋天，在巴黎第一大学举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国际会议上，我与诺斯教授见了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因为事先我就知道诺斯教授将赴
巴黎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临行前准备了一本中文版的《我们身边的经济学》，打算送给他作个纪念。这本书是诺斯和米勒在198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公共问题经济学》的中译本，由我和学生翻译并于1998年上半年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把这本书的名字改成了《我们身边的经济学》。我们变更书名的一个考虑是，中文的“公共问题”似乎不是一个太流行的说法。英文的“公共问题”也可以翻译成“公众问题”或者“大众问题”，于是我们决定干脆将“公共问题”改成“我们身边的问题”--我们想的是，这样的改动不是更贴近读者吗？
但我后来越来越意识到，“公共问题”可能仍然是最好的译法。因为我注意到，在这些美国的“公众”问题当中，大量的问题几乎都与政府的政策和干预密切相干，有些问题干脆就是政府的政策引起的。在美国，国会的立法及其导致的后果也是另一个属于“公共问题“范畴内的话题。正因为分析的问题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国会的立法效果始终有关联，所以这本书在“西方”至今没有丢掉它的读者。到2001年，这本书已经出版到第12版了。我们早先翻译的是它的第6版，而在此之后的18年，它又先后出版过6版，表明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也在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变化而不断翻着花样。现在这个最新的第12版已由楼尊译出，即将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较早的读者，因而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对其他的读者做一个简单的评价。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在我的身边找到在这18年间出版过的其他版本，因而只是看到第6版与第12版的这些差别。
坦率地说，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之大着实让我感到惊诧。事实上，除了书名还相同之外，现在的第12版与我们早期翻译的第6版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两本不同的书。这当然再次印证了作者对时代变迁所具有的敏感和把握的能力。与第6版相比，现在第12版的作者从原来的两位变成了三位，多了一位丹尼尔。本杰明，而诺斯教授则由原来的第一作者变成了现在的最后一位作者。从目录上看，第12版的结构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由原来的5篇37章变成了现在的7篇31章，明显增加了“经济分析的基础”和“国际视野”两篇。不仅如此，原来第3篇的“要素市场”现在改成了“非价格配置”，原来第4篇的“社会问题与外部性”现在变成了第6篇的“产权与环境”。更重要的是，每章的内容已全然不同。例如，同样在“供给与需求”的篇名下，第6版的内容是能源经济学、迷幻经济学、妓女经济学、更安全产品经济学等，而现在的内容则分别是性、烈酒和毒品、水有什么不同吗？苏丹的奴隶贩卖、选择与生命、吸烟与走私、贫困、混乱的人们等。在“市场结构”的篇名下，现在的内容是“电子商务的异军突起”、“同情可怜的垄断者”、“让竞争走开”、“教育与选择“，删掉了原来的“药品管制经济学”、“医疗费用经济学”、“广告经济学”、“国际卡特尔经济学”等内容。
不用说，这本书可以算作经济学家的“随笔”。虽然作者并没有直接去介绍经济学的原理，但这本书的每一章均在向读者展示经济学的基本推理方式以及经济学家看待这些公共问题的视角。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中，作者始终保持着经济学家的独特的视野。因此，我们阅读这类书的一个最大快感其实不仅仅来源于你能领略到的经济学家的文采，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在字里行间所隐藏着的经济学家的独特眼光和评价政府公共政策的非凡的能力。就我个人的偏好来说，我欣赏的更多的就是这样精彩而有富有经济学精神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缺乏理论眼光的“揭发”文字，例如《现代化的陷阱》。尽管前几年颇受媒体的追捧，可是《陷阱》这类书籍毕竟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虽被标榜为经济学家的著作，难道会有真正的经济学家去相信这是经济学家的作品吗？我经常自己这样地问自己。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大概有两种人对“经济学”有着好奇心。一类人是因为对科学和理论探索有兴趣并被经济学的理论魅力所吸引而喜爱着经济学。另一类学习经济学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理论的空洞，这类人我称之为“可爱的经济学的外行”。他们以为经济学是很实际的学问，它能够而且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带着解决问题的心情来学习经济学的。他们学习经济学最想得到的是解决问题的明确的答案—这就好似他们理解的经济学。我相信，对于眼下花巨额学费来攻读MBA学位的企业家们来说，这样的要求就太正常了--如果能够获得解决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不呢？然而不幸的是，经济学总是只给你推理过程而不能给出答案。经济学家的忠告常常是：答案总是来自你自己！那么，我们能够容忍这样的“科学”吗？我相信，我们阅读了这本《公共问题经济学》之后一定会去捍卫经济学的这个性质了。让我在《公共问题经济学》里摘取这样一段关于飞机旅行是否安全的问题做个印证吧。
大概7年前开始，我对乘坐飞机旅行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至今无法战胜自己，所以在国内旅行我总是选择火车，因为我想要更大的安全性。难道火车真比飞机更安全吗？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为了要更大的安全性，我愿意牺牲旅行的“效率”。2000年夏天当协和飞机出事的时候，我在伦敦看到人们在电视上讨论同样的问题。人们总是会问：汽车比飞机更安全吗？我们在这里不妨做一个争论。你一定会说，按照每英里旅程的死亡率来计算，飞机比汽车安全15倍，比走路安全176倍。但是，这样的证据有利于飞机只是因为飞机比汽车的旅程距离长得多。我会拿出我的证据说，飞机的事故常常发生在起飞和着陆的非常短的时间段内，这只占飞行时间的6%，因此，如果我们按照每次旅行的死亡率计算，那么汽车要比飞机安全12倍。第三位朋友也许会折衷一下，按照每人每小时旅程的死亡率再来计算一下，结果发现汽车和飞机几乎同样安全。那么，到底飞机和汽车哪个更安全？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的，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飞机的安全性应该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与工程学、物理学和统计学也许有更多的联系。因此我们要获得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实验。经济学对“飞机比汽车更安全吗？”这样的问题就更不可能有答案了。这样的问题不能让经济学家来回答，应该让它那个领域的科学家来回答。如果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一定会去反问对方：我们应该要多大的安全性呢？多大的安全性才是你所满意的呢？为了你的安全，你愿意放弃出国旅行吗？《公共问题经济学》里有这样一段话：“通常，有效率的安全性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因为取得绝对安全总是代价太高。例如，要做到绝对没有一个人在坠机中死伤，我们只有阻止所有的飞机飞行。这并不意味着让飞机像秋天的落叶一样退出天空就是有效率的，反而有效率的航空飞行往往与一定的风险相联系。必然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想享受飞行的好处，就必须心甘情愿接受一些风险—这是我们每个人每次步入机舱时都不言而喻地接受了的结论。”
你可以不把这样的推理叫做“科学”，但你能认为这样的推理不科学吗？这就是与自然科学有着区别的“经济学”。如果说自然科学试图回答“YES”或“NO”，那么经济学只想让你清楚一点，你需要的只是“选择”：我们无法同时获得所有的东西，我们获得更多的某个东西，我们不得不放弃另一些东西。私人问题如此，公共的问题依然是这样。大多数经济学的教科书写的尽是些私人领域的问题，而这本《公共问题经济学》则向我们提供了公共领域里的选择问题。统称为经济的问题其实就是选择的问题。这本《公共问题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关于选择的推理过程来平衡我们的心情，但不会改变我们的意志。既是选择，自然得靠自己拿主意。因此，我还是不愿意做飞机去旅行，有什么办法呢。
2002年1月10日于大上海嘉华苑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