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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军
曾几何时，垃圾在西方发达国家被分类了。将垃圾分门别类，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分开，自然容易处理垃圾，减少我们自己对对我们生活环境的不利影响。对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看，垃圾分类这个看上去易如反掌的小事，须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才有更大的社会意义。虽然可以依赖国家的干预和立法来约束人们的那些不利于环境改善的行为，但垃圾分
类真能变成个人自觉的行为，还要得益于整个社会意识的成熟。这就是说，行为的变化是时间熬出来的。
对于国人，关于垃圾分类的益处也早已人人皆知。我们现在也在向社会公众和城市的居民不断地倡导和宣传着生活垃圾的分类。但是在眼下就要我们去模仿西方人的那个垃圾分类的做法，看上去还困难重重，甚至等到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3000美圆的水平，我也怀疑西方的垃圾分类制度在中国能否奏效。毕竟，由于饮食上的差异，中国人的生活垃圾的种类远远多于西方人，不易分类。另外，也很难象美国那样每周一次由政府或政府特许的垃圾收拾公司来收集垃圾，因为易于腐烂的肉食垃圾在中国人的生活垃圾中占的比重比较大。
就我在美国的生活经历来讲，每天的生活垃圾要分捡出来，将玻璃瓶、易拉罐、硬纸板、报纸以及易腐烂的食物等分门别类装入不同的垃圾袋子或分捡盒内，每周由垃圾车来收拾这些垃圾，每周一次，所以，垃圾必须在家里存放到垃圾车来收取垃圾的这一天才能拎到门口堆放。这个做法对于不“炒菜”的美国人来说是能理解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每天都要从洗菜、切肉到重油炸炒才能吃上饭。不仅每天产生的垃圾品种繁多，而且还包含大量易于腐烂的肉类就蔬菜垃圾，如果不立即处理掉，那整个家就会弥漫着垃圾的臭味。
所以，要中国人来遵循美国的这个垃圾回收惯例和法律，生活就会变得不那么自由，是极其难受的。要么把易于腐烂的垃圾装在保鲜塑料袋内重新放回冰箱等待每周一次的收捡，要么干脆也去吃烘烤的包装食品。就象美国人一样，这样的食品除了留下它的纸包装以外，全都可以吃了。所以，每到收拾垃圾的日子，美国人的门前堆放的垃圾主要就是食品的包装纸和喝酒剩下的空瓶子，再有就是过期的报纸和杂志了。而由于中国的“国情”，老百姓不仅发现在自己的厨房里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是相当麻烦和困惑的事，而且，因为有较高比重的易于腐烂的垃圾，城市的生活垃圾根本不可能仅每周一次地由政府出面来收集。
中国的很多城市家庭过去长期以来都有周日(过去的周末只有周日)集中处理和出售旧物废品的习俗，如旧衣服、报纸杂志和瓶瓶罐罐。现在，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过去每周一次集中处理废旧物品的习俗日渐消失，废旧物品更多地随垃圾、甚至当作生活垃圾来倾倒了。所以，现在的城市生活垃圾的种类比过去复杂多了，从环保的角度说，对环境的危害则更大了。但是，正因为垃圾的内容比过去更丰富了，所以我们这个城市出现了一个以垃圾为生的“拾荒”大军。他们在替代着我们分类着垃圾。这可能是在今天存在着的解决中国人的垃圾分类问题的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但可能是非常有效率的垃圾分类“制度”。
我们这个城市流动着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城市“拾荒”大军，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个拾荒者的规模有多大。他们可能来自千里之外，他们甚至举家迁徙。他们每天走遍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大大小小的公共垃圾桶里面寻找着任何可以挣钱的东西。在我所居住的公寓里，每天我们朝楼层配备的垃圾桶里倾倒的混合垃圾会随时由物业公司雇佣的清洁工收集起来，随时运出公寓。但同时，这些清洁工从生活垃圾中分捡出来报纸、硬包装纸、塑料瓶和玻璃瓶等。不难理解，这些清洁工将这些可回收的东西从每天的垃圾桶中分捡出来，再由“废品站”的人来上门收取，这样，这些清洁工就从收集垃圾的工作之外又挣得了另外一笔来自分捡垃圾的额外收入。
不难想象，城市的拾荒者所以能够依赖垃圾而生存，从分捡的垃圾中挣到钱，显然是因为在他们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庞大的、而且可能是一样有效率的废品收购的“商业系统” 或者网络。这个商业网络是由大大小小的废品回收站站点连接起来的。拾荒大军以极高的效率将从垃圾中分类出来的可回收的所谓“废品”卖到“废品收购站”。说这个收购网络有效率，是因为拾荒者常常是一日多次甚至可以随时将从垃圾中捡来的各类“废品”到“废品收购站”兑现，哪里需要领导审批、签字和等待？拾荒者也不会遭遇“打白条”的荒唐。
可想而知，在废品收购站的背后“隐藏”着的则是一个更有效率的“制造业”。它们极可能进行着作坊式的生产。这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企业家”们就这样大部分地依赖着废品收购站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进行着生产活动，创造着一个不为我们所熟知的经济。我无法估计出这个依赖垃圾生存的经济到底有多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并不是我们假想和推论出来的经济，而是事实在在的、完全依托高度的社会分工的一块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经济。是我最近有幸从一个知情者和当事人的口中才知道了这个我未曾想象到的经济的存在。让我转述这其中的一个关于“鞋底”的真实的故事，其间分工之发达，市场之有效，让我们经济学家汗颜。
在湖北的武汉，几个农民经营着一个专业的废品收购站，专门收购运动鞋的旧鞋底。价格根据鞋子的品牌和质量而有差别。例如，如果是旧的某某型号的耐克鞋，一只可以卖到10几块，一般的橡胶鞋底也就几毛钱一只。据说，收购者经验老道，用眼一看就能区别定价。每天，城市的拾荒者们从大街小巷的垃圾桶里分捡着这样的旧鞋子，将这些旧鞋子卖给这个收购站，由该收购站定期将收购来的旧鞋底打包北上，押运到河北的石家庄，卖给那里的作坊式的橡胶厂。橡胶厂将这些旧鞋底熬成胶砖，再南下运送到福建的鞋子生产商，福建的鞋子生产商生产出新鞋子再销往全国。就这样，从垃圾分捡旧鞋子开始，到新鞋子生产出来，整个流程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全然依靠着高度的社会分工和信誉，创造了一块经典而又非常有惊人活力的经济活动。
这个故事还只是讲述了垃圾桶中的一个“废品”而已。在生活垃圾今天，由我们的垃圾创造的这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应该可想而知了。有人曾这样评价过美国的“硅谷”，说在那里是年轻人的智慧使沙子变成了黄金。而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流动着成千上万的再普通不过的人，是他们靠着自己的手和脚，创造着垃圾经济的神话。
2002/11/14于韩国庆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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