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速度的经济学

　　张 军

　　一件事总是不断引起我的好奇心，那就是建筑的速度。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有“深圳速度”之说，到了90年代，上海的城市建设实现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目标。我们现在的城市，高楼大厦早已超过了美国。机场、地铁、高速公路、跨海跨江大桥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日新月异，一点都不夸张。当下，无论你怎么怀疑中国的统计数字，你都不 得不相信速度是真的。

　　1994年11月我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访学期间，看到校园里的一家书店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工地，据说是要造一个可以放置自行车的约2米高的单墙车蓬。每天我路过此地，总是看见有三位“泥瓦工”在现场施工。可是，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这个简易的自行车车蓬还没有完工。这件事让我诧异不已，我甚至给自己开玩笑：我终于明白什么叫磨“洋”工了。

　　后来我访问英国时在伦敦东区的住所也碰到到过类似的情况。那条街的尽头拐角处有一个搭起来的脚手架，是在改造着一个民宅的屋顶。那个时候，我每次路过这个拐角的地方，几个施工者总是坐在工地上给我搭讪，他们的手上似乎永远都不会忘记端着一杯加牛奶的英国茶。几个月后，我搬离了这个地方，但见他们还忙碌着那个屋顶呢。

　　这些都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之后再也没去琢磨过它。但是，这一次在韩国庆北大学的专家楼前所发生的一幕，却终于让我想去追个究竟：他们“建设”的速度为什么就这么慢？

　　事情是这样的。我今年9月中来到庆北大学，住进了学校的这个专家楼。第二天，我一出门就看到在这个专家楼的门前台阶旁，有一个新建无障碍(即不再有台阶)通道的施工现场。这个无障碍通道约1米半宽，三米长，为的是方便残疾人和客人搬运行李用。这里原来是台阶通道，现在是要改造成有坡度的无障碍通道，并在通道两边加装一个不锈钢的扶手栏杆。

　　施工现场每天只有两个人，但现场堆有很多的机械工具和一部小型客货两用车。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地上那本夹着图纸和合同文件的蓝色公文夹。我们我每次出门或者进门，看到这个现场和这个图纸都觉得特别值得玩味。它让我认识到，改造这么一个简单的通道事先也得画图纸啊！我曾听说我们现在很多灯具产品的生产根本不用图纸，那些生产者只要看到了新的花样，回去就可以仿造。我自己买过的不少灯具甚至连安装说明书都没有，可能是因为生产者觉得，连傻瓜也知道怎么装灯才会亮吧。

　　我住进这个专家楼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安装扶手栏了。我注意到，这个栏杆是一个不锈钢的制成品，只需要用电焊焊接就行了。通道的表面砌上了大理石，扶手栏杆的基座外围刷上了白色的涂料。整个工程一直到10月11日才结束。我估计，在我到达这里之前，工程已经开始至少几个礼拜了。工程结束后，无障碍通道仍然被黄色荧光的安全带围着，还不能使用。前不久，我看到通道现场来了一位质量检查员，他手里拿着照相机对着这个无障碍通道连拍了几张照片，并在扶手下的一个地方用红色水笔做了一个提示性的记号，然后开着车走了。

　　仔细琢磨，这倒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追查的现象。在这些比较发达的经济里，他们施工搞建设，无论工程大小难易，速度之慢如蜗牛爬行，有时让人难以容忍。要说这些人有意在磨洋工，即使有那么一点，那也不可全信。但他们的认真程度实在令人敬佩。做起泥瓦工作，犹如工匠般精雕细刻。也难怪在西方，它们的建筑不管大小繁简，都有独具匠心的风格和建筑的美，难见有建了拆、拆了建的快速的工程。

　　在中国，速度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我们造一幢小高层的公寓也不过花它个半年。一个大型机场、地铁、桥梁等大型基础建设工程也不过区区几年时间就可以完工投入使用；相比之下，波士顿的地下交通改造工程挖了几十年了，还在挖，据说再20年也完不了。这个马拉松工程倒是不断提供着很多人的饭碗，甚至让那些写电影剧本和搞摄影的人也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卖点”。所以，他们似乎也不着急，拖着也挺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数倍于这些发达的国家，与建设速度之快自然有着必然的联系了。

　　借以经济学的视野，在发达国家，他们的劳力成本贵，他们在建设施工中多用机器，少用劳力，从而建设速度受到制约应是容易理解的现象。的确，我们搞建设，多以人取快。我们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入建设工地，轮流作业足以保证24小时不间断地施工。所以，在中国，建设工程是可以突击完成的，甚至没有不能提前完成的建设工程项目。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劳动的投入方面有足够的弹性。同样的建设工程，我们的施工技术包含着更高的劳动密度，而在发达经济里，他们的施工则含有更高的资本密度。他们主要靠机器设备在施工，虽然机器可以不间断地工作，但有限的人力却要休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源的禀赋差异导致了对技术类型的不同选择。

　　当然，说施工技术类型或者施工技术的劳动密度的差异有助于解释发达国家的施工建设速度为什么远远慢于发展中国家，还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在这个笼统的答案背后还有许多可以玩味的线索。比如，因为劳力短缺，建筑公司就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包揽所有的施工项目。于是，施工的任务被分解得越来越细致，市场的分工和企业的专业化也就越来越密集。因为分工密集细致，企业之间的协调也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和艰巨。因此，承包商之间、承包商与分包商之间就会对合同有越来越大的需求，从而，书面合同也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久而久之，这个密集的分工格局和对合同的依赖就变成了习惯做法或者所谓的规范。一旦成为规范，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施工工程，人们也习惯于依赖分工和合同来组织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习惯导致了对合同的过分依赖。这是为什么在高收入国家里要花数倍于我们的时间才能搭起一个小小的车蓬、改建一个三米长的无障碍通道也需要有一本设计图纸和合同的缘故。因为过度依赖分工和合同，所以，一个工作被掰碎之后分成了数个“市场交易”，工程自然就会慢下来了，毕竟执行这数个交易肯定比一个交易要更耗时。

　　从整个社会经济来讲，对合同依赖越多，就要有越完善的约法。有约法，就有强有力的执法的部门；合同多了，纠纷就会增加。有纠纷，就要有仲裁机构，就要有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总之，为了使分工密集化之后的合同交易变得更加顺畅，就需要不断造就所有这些服务于市场交易的部门和岗位。这么说来，分工的密集和对合同的过度依赖不仅仅大大放慢了高收入国家的建设工程的速度，而且实际上也改变着这些高收入国家里的GDP的来源和构成。不妨这么说，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国家，GDP主要是由“生产部门”创造的，而在高收入国家，创造GDP的主要是“交易部门”。

　　也许下面的说法更贴切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之所以高，或者说，之所以被叫做发达国家，无非是因为它们的交易部门更加发达。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应该是交易部门在GDP中所占份额提高的结果。不用说，这自然是要依靠不断深化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和拓展交易的规模才有望达到的目标了，而到那个时候，速度就不会象现在这么快了。这就回到了1776年亚当.斯密的那个经典论断，而这个论断在今天实际上可以用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一句话来做不同的表述：发达经济的GDP里面，交易费用占据了绝大部分。

　　2002/10/24于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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