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军
我这次来英国，受到了“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的资助。访问的目的之一是广泛接触英国的经济学家，进行学术交流。因为正值暑期，一些人外出度假，但多数人仍照常去办公室工作。为了我的这一目的，我的接待人大卫. 沃尔教授首先与剑桥的东亚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取得了联系，希望能与那里的几位朋友见面。当然，他还有一个个人的动机
，那就是想带我去看看他即将到位的“丘吉尔学院”。今年初，他告诉我，他正在申请剑桥的一个访问研究员的职位，如果成功，他将在剑桥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1年。为此，我还为他写了推荐信。大卫曾告诉过我，自伦敦经济学院大学毕业后，就一直想在剑桥找个工作，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结果，倒是在退休以后来终于来到了剑桥工作，也算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7月18日，我和大卫从伦敦的King`s Cross火车站出发赶往剑桥。对于我，这已是第12次来到剑桥。看到她依旧美丽的古老教堂、四合院，还有静静的剑河流水，特别是她的到处可见的绿地，修剪得那么得整齐和细腻，每次都让我十分依恋。我似乎能够想象，年轻的徐志摩当年也许就是坐在这里草坪边的长椅上咏诵着他的《再别康桥》的。
从剑桥火车站出来，我们俩徒步半小时，来到位于英皇学院门前的“三一街”，与剑桥东亚研究所的白霞女士共进午餐。她是英国人，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生活多年，不仅取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名，而且还会说标准的北京话。她向我介绍了剑桥的亚洲研究状况。应该说，剑桥对亚洲的研究是有传统的，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也是相当有影响的。除了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大量著述之外，《剑桥中国丛书》近来在中国的出版也颇受学人的关注。但从白女士的介绍中，我能体会到，剑桥大学毫无疑问正在努力加强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研究力量。
用餐之后，我们来到剑桥国际研究中心。这是一幢普通但非常古老的三层楼建筑，面对着剑桥的历史博物馆。大卫9月中旬就要在这幢楼里上班了。在3楼的一间办公室，托勒博士接见了我们。他是亚洲事务和军备方面的专家，对朝鲜战争和中日战争有深厚的研究。我们谈了不少中日战争的话题，很有意思。接下来，我和大卫穿梭在剑桥的石子小路上，找到了耶苏学院。据我所知，这是剑桥最古老的学院。我们与该学院的诺兰教授约定了见面的时间。诺兰教授是爱尔兰人，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曾撰写过大量的著作和论文。我和他曾在伦敦经济学院有一面之交，但我阅读过他的不少论文。
他的办公室看上去是一间比较大的阁楼，从入口看上去十分得陡峻，而且会给人一种钻入窑洞的感觉，这对于身高190公分的大卫来说，走上阁楼实在是勉为其难。更糟糕的是，诺兰教授根本不在办公室。莫非他把见面的时间给忘了？大卫自喃道。果不其然，大约45分钟以后，底下传来他那沉重的脚步声，他终于回来了。他忘记了约定的时间！无论如何，我们的谈话还是十分的丰富。他亲自用地道的中国花茶招待了我们，并绘声绘色地谈起了前不久在北京参加21世纪论坛时受到江总书记接见的情景。他目前正在主持多项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与我的研究工作有直接的相关性。我们交换了各自对中国工业改革的一些看法，并承诺交换今后的研究论文。
从古老的耶苏学院出来，我们穿越大遍大遍的绿地，来到剑桥的另外一个地区。随着时代的变迁，剑桥在老城外围有大面积的新开发区，这里的建筑虽没有老剑桥那么的古典，但却十分的简明和现代。剑桥最年轻的学院丘吉尔学院就坐落在这里。
这个学院自然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关系。在丘吉尔生前，英国政府曾请丘吉尔决定以何种方式为其树碑立传，丘吉尔决定选择以自己的名字在剑桥建立一座学院。他希望把这座学院建成美国的“MIT”。这座学院的建筑非常简单，设计很有现代气息，粗线条，大板块，倒符合丘吉尔本人顽强的个性。门前的草地上点缀着两座现代派的雕塑。据该院的院长告诉我，这个学院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学者。就经济学而言，他们有数理经济学得大师，富兰克.卡恩和著名的大卫.纽伯里教授。
不过，剑桥与牛津的学院一样，它与教学和研究的部门是完全分离的，例如，大卫分属在这个学院，但他的工作单位却是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诺兰教授属于耶苏学院，但是管理学院的教授。分属一个学院的最大意义是，学院用自己的餐厅和茶室，正式的学院成员可以免费在学院的所谓“高台”就餐；另外，学院的成员可以享用学院的教员休息室，上了年纪的成员可以享用“资深休息室”。象在剑桥或牛津这样的地方，能进入“高台”用餐，坐在资深休息室看看报、聊聊天，该是至高无上的特权和荣耀。大卫告诉我，他从萨塞克斯大学退休后还能享有的唯一特权是仍可以到它的资深休息室去喝茶。几百年来，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在不断发生着变迁和变革，然而在它的大学校园里，这种传统的制度却得到了完整的保存，几乎没有变化。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