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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军
伦敦市中心坎顿区(Camden)的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e)其实只是一块面积不大的的街心绿地，闹中取静，看上去与伦敦市区许许多多的街心绿地并无二致。我每次来到伦敦，总会情不自禁地走到这个“广场”坐一坐，观察着来往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在伦敦的夏天，每当临近午饭时间，这里会满地躺徉着男男女女，竭力享受阳光的恩赐。我特别喜欢
这块绿地，不仅因为在过去的10年我曾多次在这一地区学习和工作过，每天反复走进这块绿地花园，对它的一草一木已十分的熟悉，而是以它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以浓厚的文化底蕴象磁铁搬地深深吸引着我。
在罗素广场的周围聚集着伦敦大学的许多著名学院，由近及远，有伦敦大学的总部大楼。“伦敦大学”本身不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但它的每个学院则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因而，伦敦大学的总部有一个“议会大楼”和学联大楼。“议会大厦”至今仍是这一地区最高的建筑物，据说，英国早年有一电影把这幢大楼改头换面做了场景，使它更有名气了。与该大楼一街之隔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当年马克思就是在这个图书馆里撰写他的许多读书笔记和著名的经典巨著《资本论》的。记得读大学时，我的老师给我说过，在大英图书馆里，马克思的坐位底下的地板上留有一双脚印，可见马克思当年的刻苦与勤奋。几年前，英国政府在离开大英博物馆不远的尤斯敦路上新建了颇具特色的“大英图书馆”，使博物馆与图书馆终于分了家。
在伦敦大学的“邦联大楼”的隔壁便是著名的东方非洲研究学院(SOAS)，这里早期曾是英联邦培养外交官的学校，今天已是研究亚非文化、历史和宗教的著名学府。它的图书馆藏有十分丰富的中文文献，是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基地。许多中国的著名人士，包括政治家、艺术家和作家都时常在这里访问和发表演说。在SOAS的对面是伦敦教育学院，身后是伯拜克(Berkbeck)学院，伦敦大学学院(UCL)以及医学院。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大学，英国有许多诺贝尔奖的得主就出自这些学院。如果从“广场”朝南步行15分钟，就来到了著名的郝本(Holborn)地带，伦敦经济学院(LSE)就在这里的英国高等法院的隔壁。这里曾有6位经济学家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走入罗素广场的另一侧，还有伦敦药学院。药学院的南首就是19世纪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的故居兼博物馆。他的《雾都孤儿》给我们提供了伦敦当年的另一种生活图景，至今仍记忆犹新。似乎在今天的伦敦，也还能看到狄更斯时代的不少生活点滴。
由于四周大学林立，上百年来，在这一地区生活着一批著名的科学家、诗人、评论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文学家和建筑学家。你穿越在这一地区的街道上，你会注意到一帧帧蓝色白字的椭圆形纪念牌镶嵌在黑幽幽的伦敦古老民宅的墙上。我国著名剧作家老舍早年在伦敦大学东方非洲研究学院教书时，也曾在这一地区居住过，去年伦敦市政府终于在他曾住过的房子门前也镶嵌了一帧纪念匾牌。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我偶然在东方非洲研究学院东北角仅200公尺处的一幢乳白色民居的墙上发现了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纪念牌，上面写着“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经济学家(1883-1946)，于1916-1946在这里居住。”这是一幢5层楼的典型伦敦民居建筑，地下一层，门口两侧竭为黑色的铁阑珊，坐落在戈登广场(Gordon Square)街46号。对面也是一个街心绿地，但要小得多。从46号的窗子望进去，好象这里已是学生的宿舍。
凯恩斯是在马克思去世的那一年出生的，是剑桥大学经济学大师马歇尔的弟子。我从有关的文献上零星地知道，他因为多数时间在英国政府财政部任职，负责研究战争筹款的问题，所以长期居住伦敦，只是周末回到剑桥与那里的弟子和同时一起讨论经济学，这个讨论小组曾被称为“剑桥园地”。不过，让我颇感兴趣的是，他的划时代之作《通论》是1936年由麦克米伦出版的，所以，他在伦敦居住的这段时间应该是他构思和创作“宏观经济学”的最宝贵的时间。我坐在罗素广场上一直在想，在那段时间里，凯恩斯也一定会经常来到罗素广场散步或者坐在椅子上放松一下，正象现在坐在那里的人们一样。不过，在当时，有谁知道坐在那里的是一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呢？又有谁知道他正在发动一场静悄悄的“凯恩斯革命”呢？毫不夸张地说，他建立起来的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仅改变了经济学家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早已深深地改变了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遗憾的是，凯恩斯在1946年仅63岁就过早地去世了，而这时候离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整整还有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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