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经济研究”？

　　张 军

　　如果有人说，研究经济的职业人士也不一定都真的理解经济研究的过程，他肯定会被认为是在口吐狂言。不过，下面这段话多少会让我们冷静：

　　“实际上，我们的确可以从评阅送交刊物发表的原稿中，看出作者在研究方法论方 面的缺陷。笔者为许多杂志的编辑评阅过许多论文。根据笔者的经验，在最初提交的稿件中，有一半以上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存在某些基本缺陷。这些缺陷通常并非出于经验分析或数理方面的错误，共同的问题是，或者对所面对的研究(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对研究目标缺乏清晰简明的理解，或者对有关先期研究未能提供完整的参考文献，或者疏于对有关的概念基础或理论基础给予足够的注意。”

　　这是我最近读到的出现在《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英文原名Research Methodology in Applied Economics；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一书“导言”中的一段话。这部由美国作者唐。埃斯里奇(Don Ethridge)撰写的经济学研究生的教科书，其目的是对经济研究的方法论的程序化方面做出深入的“研究”和叙述。但它显然也是一部研究“经济研究”的学术著作。由于我近年来对经济研究的程序化过程颇为关注，因此这部著作成了今年以来吸引我的为数不多的学术著作之一。

　　我虽然从事经济研究多年，可是我想我们大多数人至今还只是这一课题的学生而不是它的权威。我从来不认为诸如“什么是研究？”以及“如何做研究？”这样的问题是故弄玄虚。事实上，犹如作者所说：“‘研究’这一术语会激起人们对一些活动的想象，而对大多数一般人来说，这种想象或者说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错误地得到的。这是因为，恰巧有一些专业化活动正是这样的。按照许多人的想象，忙碌于实验室的那些人，身边到处是试管，化合物和正在研究的物体；而在图书馆里，他们则被掩没于堆积如山的文献中。虽然这两种活动正确地代表了一些研究方式，但他们都不能完整地提供经济研究过程的图景。”(第16页)我记得伦敦大学的研究生在注册时都会领到一本关于如何做研究以及如何撰写科学论文的手册，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年之前我就听说，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曾对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缺乏对学生在从事经济研究的程序化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深表担忧，并强调指出，如何欣赏经济学研究论文，如何组织和从事经济学研究，是完成研究生学业和将来从事学术活动的基本要素。

　　不过，这个话题不仅仅与美国的研究生有关。这部著作与从事经济研究的“我们”也有相当的意义。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披荆斩棘。自然，不少人对这一艰难发展的过程有很多的解释，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概念的冲突。我们传统上理解的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是不同的。特别是，我们所理解的经济研究在方法论的程序化方面与现代经济研究是有相当距离的，这还不包括我们对现代经济学还存在着的一时还难以澄清的许许多多的误解。近年来我的脑子里常在反省着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刊物所发表的数不尽的文章中，即使是“研究”经济的，有多少(包括我自己的)可以算作经济“研究”的呢？我所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研究”这一概念有时侯在我们这里好象已经被滥用到了完全丧失其含义的程度。事实上，“研究”这一概念的滥用正在使我们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受到更严重的损害。对这一问题的更加清醒的认识会在阅读了这部著作对科学的经济研究程序和制度规则的“研究”之后很快得到。

　　我不想把埃斯里奇在书中对“经济研究”给出的定义在这里复述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无法将我对作者原义的理解表达出来。我宁可把我的解释熔进原作者的定义中，但我将使用原作者所有的“关键词”。于是可以这样来定义“经济研究”：经济研究是寻求对经济事件，现象或经济诸现象之关系的可靠的解释，而可靠的解释只有在一个有计划的设计得当的并且科学细致的理性程序中才是可能的。这种程序遵从了科学界和学术界的某种公认的规则(我综合了作者第2章和第3章的主要论点)。也许，人们对这一定义所可能产生的唯一疑问是，经济学研究为什么要对研究的程序作出类似自然科学般的要求，这样的要求很容易唤起人们对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论的回忆。自然，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以及那些本身不能受控的，或不能在实验室进行实验观察的现象。但是，正如埃斯里奇所提到的那样，其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可能仅仅在程度而已。而且，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经济学家为了找到替代实验室的方法已经发展了更为复杂的多变量概念和计量分析的技术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人由于经济学不能利用传统的实验室或者由于它的研究领域所限而将其排斥在“科学”范畴之外，其实他们只是根据特定的方法而不是根据方法论(即研究的程序和遵从的规则)来给科学下定义的。所以，从经济学所积累的知识基础，它的描述性知识和程序方面看，它当然是一门科学(这是我对第3章前半部分论述的小结)。

　　可以见得，这样定义的经济研究，作为一种具有严格规范和研究程序的科学探索活动，显然是受到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虽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全然信奉纯实证主义哲学，但源于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自从19世纪末马歇尔时代以来确实已发展成为经济研究的主要的哲学基础，其影响力至少在本世纪60年代之前是独一无二的。在此之后，一股实用主义而非实证主义思潮开始对经济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由于实用主义者的主要兴趣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释”问题，因此，实用主义者并不太关注规则性知识的增长，而仅根据概念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实用性来评价理论。与实证主义哲学在经济研究的专业基础问题上的持久的影响力相比，这种实用主义的影响还主要局限在“非专业基础问题”的研究方面，包括专题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

　　谈论实用主义，我不得不提到中国经济学界近两年出现的一些值得担忧的倾向。可以说，也许受制度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制度学派被认为带有某种实用主义的哲学基础)，以一种肤浅而又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正成为一些学人用来呼唤“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衣钵。更有甚者，有的人竟把十几年来成长起来的中国新生代经济学用“屠龙术”做了几乎全盘的否定。甚至，还对经济学家做了这样的讥讽：“一些据说曾轰动一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纸上纵马弛聘之时游刃有余，而一将理论用之于实践则一触即溃，凡‘下海’者大多杀羽而归，偏偏是那些未入流的准文盲在商海中如鱼得水。”“实用主义”的逻辑在某些学者那里发展到如此极端乃至荒唐的地步，我只能感到失望。更让我失望的是，类似这样的言论在今天居然能够赢得不少的轰动和喝彩，这只能是一种可悲了。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水平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但整体来说在国际上还是相当落后的。我特别认为，原因主要是“经济研究”还不被作为一种严格遵循科学程序和规则的寻求知识增长的系统过程。“研究”的程序化还不被广泛接受。结果，实证性的研究难以受到真正的重视，要么用实用主义取代实证主义，要么把实用主义庸俗化，严重影响了经济研究水平的提高。在这种局面下，我们的大量对策研究的凭空想象和粗制滥造就肯定不可避免了。不过，要使这种局面有所改变，我们大家所要努力的不是什么“将经济学重新引回到道德的，政治的道路，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而是脚踏实地地树立经济研究中的制度规范，提倡并鼓励经济研究中的的逻辑经验主义精神，健全经济学家的理论素养。实际上，我从埃斯里奇的这本著作(特别是第四章)中得到的一个认识是，对经验主义的依赖并不完全排斥实用主义。以计量经济学来说，它的发展为在经济研究中不仅使用数据检验理论假说的有效性同时也为政策研究和建议奠定基础提供了可能，从而它不仅代表了一个兴旺的研究领域，实际上也构成了每个经济学家的基本分析训练的一个必要知识和技术。因此，正如埃斯里奇所说的那样，“计量经济学包括经验数据和计量，这使计量经济学更具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性质，并使它不再仅仅是数理经济学的抽象逻辑。”(第80页)可是，如果把实用主义“庸俗化”，甚至彻底排斥逻辑实证主义，那么对我们经济学和经济研究水平的提高确实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好的，现在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埃斯里奇的“研究”中去，探询他所指的经济研究的程序化过程。

　　那么，研究的程序化是指什么呢？埃斯里奇实际上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从第5章到最后的第10章)，也就是在书中的第2篇和第3篇做了全面的“研究”。研究的程序包括研究计划的设计(第5章的内容)，研究性问题的提出和表述(第6章的内容)，文献的检索，评论和参考文献的注明(第7章的内容)，概念框架和理论假说的建立与逻辑检验(第8章的内容)，经验方法和检验程序(第9章的内容)以及研究论文的写作(第10章的内容)。接下来让我主要针对第6章关于研究性问题和第8与第9章关于概念框架和理论检验的问题做一些评论，因为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在经济研究中澄清一些方法论上存在的误解是有重要意义的。

　　埃斯里奇把研究性问题与决策性问题作了区分，因为研究性问题需要的是认识，描述和解释，一句话，是知识；而决策性问题则需要知道采取什么行动。他说，“我们所有人都面临决策问题和行动问题，问题在于，对于行动或要做的事情，要在不同的路线之间进行选择。研究可能提供知识和规则，但它不能做出决策和执行决策。”(第112页)在基础的专业学术研究中保持研究性问题与决策性问题的距离并不是说决策问题不重要，而是希望作为决策问题之基础的知识或信息尽可能保持中立和客观。事实上，在政策制定和行动决策中遇到的问题往往并不是基础研究中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专业内提出的问题。这使得经济研究的结果大多数往往仅对专业内的同行感兴趣，而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正因为这样，除了专业基础研究之外，我们还需要专题研究和对策研究。对后者来说，研究性问题与决策性问题被联系在了一起。不过，遗憾的是，埃斯里奇的书是一本谈论经济研究方法论的著作，这个问题好象特别由研究性问题所提出，因而对决策性问题没有展开讨论。

　　研究决策性问题确实是非常难的一项工作，其主要的困难在于，研究性问题的结果并不总是能为决策性问题的研究提供直接的帮助。就其性质而言，决策性问题常常迫在眉睫，这与专业研究本质上是累积性的发展过程形成一对矛盾。在经济研究方面，这种矛盾可能表现为，一方面经济学家常常基于已有的理论知识对政府的政策持批评性意见，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又在重大的政策选择问题上争执不尽。有很多原因使我相信这对矛盾不会消失，只会发展，正因为如此，经济研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才被格式化了。在一些公共决策问题上，当经济学家经常因之被抱怨，被批评和被怀疑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了一种方式，一种经济研究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式(这使我想到了经济研究文献中所谓的“摩菲定理* )。遗憾的是，这种方式(至少在职业经济学家之外)好象还没有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更广泛的认同。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是一门按照模型进行思维的科学。这句话点出了概念框架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也是埃斯里奇的第8章所研究的问题。他把经济研究中的“概念”定义为“对一个或更多关系进行思想的逻辑结构。“(第145页)他说，“概念化针对问题而不是目标或方法。它纯碎是概念性的，即不考虑经验证据或数据，它的主要功能是形成有意义的假设并为其正当性提供思想基础，进而，这些假设还要经受检验。”(第146页)显然，概念化的主要功能是帮助研究者形成理论“假说”，即形成有待经验检验的尝试性断言。假说是概念框架中逻辑推理产生的结果，根据我的理解和经验，这个逻辑推理的主要方式是尽量导出可检验的命题来(最常见的检验是统计检验)。埃斯里奇转引的古德和哈特(Goode and Hatt)在《社会研究的方法》(1952)中的一段话也阐明了相同的含义：“演绎的系统阐述，。。。构造出一个假设；如果得到证实，它就成为未来理论结构的一部分。因而，十分清楚，假设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虽然两者决不可能完全分开是一个事实，但是，将它们视为科学增进知识的方式的两个方面却是有益的。理论阐述的是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这一关系有效，根据这个理论，则可以演绎出应该是真实的其他命题(假设)。。。假设期待的是，命题可以通过检验来决定它的正确性。”(第153页)

　　定性的假设，无论是预定假说，诊断假说，一般都把“逻辑一致性”作为其合理性的检验标准。为了便于经验检验，埃斯里奇基于他人的研究提出，定量的理论假说则应该具备下列的一般特征，即，假说必须用术语做出具体的陈述；必须具备可利用的或可生成的数据；必须构建得足以运用分析的技术以及必须有一个概念的基础。

　　对于概念化(理论的构造)的实施程序，埃斯里奇在书中认为至少应包括以下步骤：领会与你的研究有关的研究文献；把问题尽可能压缩到最简单最有条理的程度；确定可应用的经济理论；用一个基本模型开始分析的概念化过程；将分析模型的分析扩大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从概念分析中发展出有关的和可检验的理论假说，并尽量按逻辑顺序给出。

　　既然概念化的过程往往始于模型，那么一般来说，理论模型的建立是经济研究工作中最难也是最充满想象力的工作。对经济学家来说，模型的建立全部或部分地来自于现有的经济理论，常常是为了解释特定的问题而对现有的理论做出某种改造。模型可以是理论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但往往是借助于数学公式加以表示。这产生了一种使得经济学家确实难以抵挡的诱惑，即如果不能数理化就称其不存在。埃斯里奇在书中借用布雷迈尔在其论文“农业经济学中的科学原则和实践”中的一段话表达了对数理模型的基本看法：“数学方法的使用不能替代严谨的理论阐述。。。相反，它本身要求对其组成的结构做出更准确的理解。”(第165页)

　　在经济研究中，概念化过程之后的工作就是检验假说的工作。埃斯里奇在第9章做了分析。埃斯里奇提到，在经验检验方法的发展历史上，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做出了重大贡献。穆勒对实验设计进行了形式化，特别是，穆勒提出的“一致方法”和“差别方法”对实验科学和实地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穆勒的实验方法的原则在今天仅被视为“相关”关系的证据而不被当作因果性结论。经济学研究的幸运之处在于，随着20世纪初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采用，将穆勒的“差别方法”的思想发展了。统计技术，特别是回归分析的广泛应用，使经济研究在“受控实验”不可能的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控制”不同变量的手段。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更是极大地推动了经验手段的进步。不过，经验观察和统计/计量技术仅能帮助我们建立和确认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或存在相关性，而因果关系的证据只能来自于概念和理论模型的推理。

　　我相信，许多经济学同行都会对这一理论框架的构建方式表示认同，而且我们很容易在欧美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的经济研究论文中找到这一研究范式的影子。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该书的每一章末尾都建议读者从近期经济学杂志中选择并仔细阅读论文的理由。事实上，至少我的个人体会是，经常阅读(真正的)经济研究论文是掌握研究规范和改善研究水平的有益途径(我想提及的是，在《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最后附有一篇博士论文的典型范例，值得研读)，因为，每一篇经济研究的好论文都成为我“走近”经济研究的新起点。

　　至此，埃斯里奇的这本著作我已经基本读完了，但有关“经济研究”的话题还有很多。我记得1995年我从美国访学回来后曾与《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高小勇先生商讨，决定在“消息报”上开辟一个栏目，专门为读者就如何做经济学研究提供探讨的阵地。为此我还写了按语，其中提到了克鲁格曼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我是怎样做研究工作的”。这一文章的具体内容我已基本忘却，但现在仍能记起他总结的“研究之规则”：1. Listen to the gentiles; 2. Question the question; 3. Dare to be silly; 4. Simplify, simplify.我想，在经济学说史上，这四个规则的每一条是都可以讲出许多故事来的。我平常喜欢通读很多学问家(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的大师)的自传，因为我发现往往从这些传记中我们才能真正领略到他们身上的科学精神和治学的经验。治学本身是一门更大的学问。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竖立着一块刻着复旦校训的大理石，它上面的文字精炼地记述了中国传统的治学精神和学问思想--“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它似乎以更简化了的(借用克鲁格曼的第四条)结构也表达了同样精髓的思想。不过，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是“行动”。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