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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军
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健儿战绩不俗，举国为之振奋，尤其是各位金牌得主的家乡，又是放鞭鸣炮、敲锣打鼓，又是集会庆贺、设宴摆席，很是隆重热闹。
在奥运会赛场后方，另一场“赛事”也在紧锣密鼓地上演着：重奖奥运金牌得主(含
教练员，下同)。当地政府的反应一点也不比当地群众慢，除了在第一时间发贺信、致贺电外，还纷纷宣布重奖措施。其他各地也不甘落后，纷纷向媒体公开重奖办法，近日分别出台了单项、综合或连环奖励政策。尽管方法、方式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表态奖励标准会高于上一届。如此算来，据说有的省、市的奥运金牌得主累计奖金(含豪宅、汽车等折合)将超过200万元。可以想象，我国奥运代表团凯旋后，这种庆功、重奖活动将会达到一个高潮，并会保持一些时日。
在四年才办一次的世界性赛事中拿冠军、夺奖牌，确实不容易，既能为国争光，又能提高民族凝聚力，庆祝一下、奖励一些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凡事都得有个“度”，层层奖、连环奖，是否都有依据呢？不能说这些议论都是吹毛求疵，不能说这些担心都是多管闲事。
我国的竞技体育，有一个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显著的特点：运动员、教练员的吃喝拉撒一切开销全由政府给包揽了。也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对冠军的奖励也主要体现在精神上。1950年代容国团拿第一个世界冠军后，为照顾他来自香港，才仅将工资提至每月百元左右；1960年代庄则栋3次拿世界冠军，月工资只被提至80元；1980年代许海峰拿第一个奥运冠军后还将金牌拍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排球“五连冠”郎平们先后拿到的奖金也不过是区区几千元。到了1992年，国家体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出台了对奥运获奖选手的重奖办法，标准为金牌8万元，银牌5万元，铜牌3万元。在四年一度的最高级别的重大赛事上为国争了光，这个奖励标准也还是适度的。在当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我国选手一举夺得16枚金牌，跃入前4名；在当时的氛围下，除国家奖励外，各省、地级政府层层加码，使有的冠军收入竟超过百万元，重奖奥运金牌得主由此开了先例。
这种情况近些年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金牌得主的奖金个个超过100万，有的甚至高达几百万。特别是在今天热切期待2008年中国将做奥运东道主的大背景下，据权威人士透露，各地方政府对本届奥运会金牌选手的奖励都将大大超过上届。不是说现在不能重奖奥运冠军了，而是现在做什么都更应讲究规矩方圆了。如果说来自国家的奖励还有据可查、有规可依的话，那么来自运动员原籍贯省、市、地甚至县、乡诸级政府以及父母所在国企、街道的奖励，是依据什么规矩呢？据我的考证，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可循。比如前几年西部某全国摔跤冠军，获奖后家乡县里的父母官一高兴，庆功会的酒桌上当场就宣布奖其一套住房。可政府并没有房子啊，怎么办？事后只好从一家国企调拨了一套，搞得这家国企不少三世同堂的老工人怨声载道。
从严格意义上，政府尽管可以管钱、可以花钱，但它不能创造利润，因此本身并没有钱；政府的钱来自于工厂、企业、农村、农民、商户等劳动者和纳税人，所以说政府不能乱花钱。“依法治国”的口号我们提出好几年了，行政许可法也于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了，今后政府作决定、列开销，首先应该掂量掂量：我有这个权力吗？这是否违法？运动员夺金牌、拿冠军，确实可以凝民心、鼓士气，民企、外资、私人及社会团体，给些钱财奖励一下，也顺理成章；但政府不能将其提升到无限高的地位。毕竟，那只是一种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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